抗战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经济与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

《经济与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一书的主要特色和亮点在于:第一,该书是一部理论之作,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第二,该书是一部实证之作,资料翔实,论证有据;第三,该书是一部人文之作,充满了著者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与现实关照。该书必将有力地推动抗日战争时期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是抗战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经济统制政策视阈下的伪满商工公会研究

为推行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的经济统制政策,伪满洲国政府在日本的操纵下,于1937年颁布《商工公会法》,将原有的中国商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统合为商工公会。为了配合伪满洲国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伪满商工公会组织了对地方经济的调查活动,建立了以参事会为核心的物资统制配给体系,动员了包括儿童在内的伪满洲国群众服务于战时经营与代用品生产活动。在参与经济统制、处理伪满政府与工商业者关系的过程中,商工公会呈现出利用旧有的中国商会网络增强统制能力、以完善经济统制体制为目的的帮扶工商业者及侵蚀以中国商人为主的小工商业者利益的特点。文章通过对伪满商工公会的考察,揭示了其在伪满经济统制中服务于日伪当局经济控制和掠夺的本质,为探讨沦陷区工商业团体如何被日本利用于经济侵华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抗日战争中的经济游击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为粉碎日寇“以战养战”阴谋 ,破坏沦陷区日伪经济 ,辅助国民党正规军作战 ,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战区经济游击队 ,对敌施行经济封锁与反封锁。主要活动于 1 94 0年 3月～ 1 94 1年 1 1月期间的经济游击队 ,牵制并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和物资基础 ,对中国的持久抗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军政制度的腐败 ,经济游击队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最终被迫逐渐遣散     

略论日伪对南京的物资统制

物资统制是日本军国主义掠夺沦陷区财富的重要手段。梳理日伪在南京的物资统制,可以为研究抗战时期殖民地经济提供很好的个案观察。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先是与日本联手统制物资,继而建立了自己的统制体系。日伪的物资统制,以保障日军的战争需求为目的,对中国沦陷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公开掠夺,给沦陷区经济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日伪联手乃至汪伪独立统制物资的过程,更加清楚地揭示出伪政权的傀儡性质。     

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

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理论阵营迥异。就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的整体风气而言,呈现出由崇尚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到回归自由经济的转向。众所热议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概念内涵纷杂,大致包括苏联式计划经济、德国式统制经济和战时经济统制三种成分。抗战前期,由于苏德经济模式以国家干预为特征,以国防建设为导向,与中国加快经济发展、建设国防的社会需求相切合,受到中国思想界极度追捧。1943年以后,与美英自由经济模式重被重视相应,苏德经济模式成为不少论者反思的对象。然而,在另一部分论者仍坚持国家经济干预论的情况下,中国思想界在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问题上表现出严重分歧与对立。     

"米统会"与汪伪粮食统制

"米统会"是在日伪原有的粮食统制政策日益陷入困境,日本被迫实行"对华新政策"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一个完全受日伪控制的半官方商业经济组织。为实施粮食统制,"米统会"采取了多种超经济的强制手段,给华中沦陷区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     

康德关于理性的统制原理及理念的统制使用

理性的统制原理是系统的统一的原理。理性的统一是设定理念作为统一概念之用,理念作为理性绝对完整统一体的概念,就等于设定了总体的最高统一。它是知性活动的目标,否则人类的认识就难于达到完全系统的统一。理性是永无休止地追求这个绝对的统一,然而在现象界又无绝对必然的存在,永远达不到这个“完全”。这样便揭示了人类认识是个有限和无限的永无完结的矛盾过程;它的重大价值是促使人类认识和科学知识达到系统化、理论化的最大统一;它要人们按照理性系统统一的原则认识世界,从哲学上揭示了科学系统论的思想     

司法公开中的裁量及其统制

当前,我国的司法公开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对司法公开裁量理论展开系统的研究。同行政裁量不同,司法公开裁量具有主体的特定性、监督的匮乏性、范围的法定性等特点,并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法律规范状况、法官职业素养和公民权利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公开裁量中,法官既要注重程序上的良好公开,也要注重裁判中的释法说理工作。为了促进司法公开裁量权的良好行使,还应当从立法的统制、法院的自我规制和社会统制等方面建构合理的统制体系。     

伪满洲国劳动统制政策的演变

日伪对东北沦陷区的劳动力资源所实行的劳动统制政策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而发展变化的,从最初的限制华北劳工入满的劳动政策到放松对出关华工数量的限制并进而采取积极招徕华北工人的方针,再到对内加强劳动统制,实行“国民皆劳”的劳务新体制,劳动统制政策成为赤裸裸的野蛮掠夺劳动力资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的工具,给东北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汪伪战时体制下的金融统制

1943年1月,汪伪政府正式对英美宣战,并在其统治区实行所谓的"战时体制"。在金融领域,汪伪政府通过强化战时金融统制,加强了中央储备银行的职能,实现了币制的统一。但它并没有摆脱日本的操纵与控制,其金融统制政策使得汪伪统治区的财政更为混乱,物价上涨,汪伪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     

抗战时期的衡阳经济

抗战时期衡阳经济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均居全省之首,在全国名列前茅,其向国家纳税仅次于重庆与成都,居全国第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鄂西后方国统区政权组织的职能和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鄂西后方国统区各级政权组织以抗战为目标,领导后方民众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和斗争,发挥了后方国统区政权组织应有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民众负担考察

考察了战时湖北后方国统区民众的各种负担情况,并简要分析了产生这些负担的原因及其后果。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费的迅速膨胀和国民党的官场腐败,湖北后方国统区民众的负担十分沉重。各种赋税不断增加,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额外的军需负担和兵役劳役也异常沉重。后方国统区民众的生活极其艰苦。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金融业发展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各级政府以扶持各项经济建设、建立稳固后方抗战基地为目的,在鄂西后方国统区进行了一系列金融业的开发和建设工作,建立起中央、省和县三级银行体系,为支持抗战和促进鄂西后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本文考察了战时后方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并分析了其积极作用,指出了其不足之处。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救亡与启蒙: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为实现孙中山的宪政纲领,为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广大中间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民主宪政运动,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锤炼了广大民主人士,促进了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战后中国社会的走向。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中外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取得过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研究结果相去甚远.其原因固然有研究资料的局限,研究视角、方式方法的不同,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对重庆大轰炸若干基本问题的范畴没有进行过认真严肃的界定.为此,笔者以历史档案为基础,以"重庆大轰炸"概念的界定为核心,对重庆大轰炸的阶段划分、重庆大轰炸造成的损害及其特点、重庆大轰炸的影响,以及关于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意义等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见解.     

抗战时期的湖南铁路建设述论

抗战时期湖南铁路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湖南铁路的修建是国民政府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为此,广大人民特别是湖南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湖南铁路对于支持国民政府持久抗战以及促进战时湖南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湖南铁路的建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旧体诗词之“气”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旧体诗词具有十分明显的气盛言宜的特点。细究此期作品,大致可以把气分为三类,即不平则鸣、怒发冲冠的豪壮之气;感荡心灵、情景互动的愁怨之气;陈诗展义,低回隐忍的幽咽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