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在构建乡村“三治”格局中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治,乡治需要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向来是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嬗变的重要参照,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社会环境的支持与集体认同心理的支撑、自治传统的发扬与治村能人的推动、国家法律的确认与村规民约的变革调适,内生化的村规民约具有保障基层民主与管理公共事务、促进团结互助与推进移风易俗、维护乡村治安与调节民间纠纷等积极作用。然而,就村规民约的现实而言,还存在着被夸大的民主与规范的表象、被忽略的权威性弱化的困境、被异质化的主体——村民的流失等问题。加强新时代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加强引导创新,开创乡村"自治"村约;坚持党建引领和在法治框架下创制"法治"村约;强化道德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德治"村约,全面发挥村规民约在促成乡村"三治"格局中的作用,推进我国乡村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基层善治。     

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当前"乡政村治"格局主要受土地制度、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基层自主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行政化、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乡村精英外流等诸多挑战。因此,从"乡政村治"向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共治"转换是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完成政府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阳西滨海获评“广东美丽乡村精品线路”

2020年阳西县打造连线连片精品乡村旅游路线助推乡村振兴。2020年12月19日晚,第二届"广东十大美丽乡村""广东美丽乡村精品线路""广东特色名村"系列评选结果揭晓,阳西县滨海风情精品线路获评"广东美丽乡村精品线路",阳西县上洋镇双鱼城村获评"广东农房风貌提升名村"。阳西县滨海风情精品线路—上洋—儒洞滨海风情连线连片...     

王鸿一的"村本政治"思想及其对梁漱溟的影响

王鸿一依据古代"乡治"提出了"村本政治"思想,以农村为基本单位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再由"村治"逐级达到"国治".他的这一思想及其为倡导"村本政治"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影响了梁漱溟走上乡村建设道路.王鸿一从宣传、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梁漱溟帮助.在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了一场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关系探析

"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1]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性工作.然而乡村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决定着村民自治能否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关系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征和成因,提出了一些促进乡村关系协调发展的对策.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越来越多村庄实践的模式。"一肩挑"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与农村人才外流现实的张力上、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上、村庄合并与村民自治下沉的现实上以及村"两委"交叉任职的前期准备与治理"村官"腐败的要求上。通过村庄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理顺"两委"关系、提高自治效率以及规范权力运行,"一肩挑"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一肩挑"干部的权力集中、职责"超载"以及模式的适应性等问题有可能抑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因此,对待"村两委一肩挑"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其真正做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昔日泥泞路 如今变坦途

近日,笔者走进梅州平远县热柘镇车上村,只见村内3.5米宽、1.8公里长、累计投入110多万元的主村道,经过硬底化建设显得格外干净、平直。沿线老区群众高兴地说:"我们村能告别‘行路难’,多亏了人大代表的建议!"     

“超越二元”：另一种城镇化的可能与乡村振兴——基于山西省镇中村的个案观察

在乡村振兴和城镇化的张力下,如何寻求一种摆脱二元对立、超越西方中心与城市中心主义的乡村振兴之路,乡村生活城镇化为此提供了一个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起点。乡村生活城镇化不是简单将城市的模式复制到农村,而是根植于农村发展的自觉性。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家乡Y村出现了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变化:"煤改气"工程的实施,村社"大喇叭"的公共传播与微信群里的非正式讨论,乡村"慢跑团"等,一场立足于乡村生活的城镇化正在山西Y村发生。其背后体现的是对农民身份认同的主体意识;对农村生活方式进步的自主努力以及对城市生活与文化价值的融入接纳。这些生活方式城镇化的特征和表现为超越城乡二元逻辑的城镇化,提供了思考视角。     

基于草根研究的浙江"村——企"结构模式研究

改革开放后新农村建设出现了许多新的模式,在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之间,出现了多个"公共领域",其中,"村--企"结构对尊重草根文化、增加乡村在社区进程中的作用具有传统生态意义.在浙江乡村调查中,发现浙江民间的"村企"草根体系,使得浙江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乡企结构的重新转型升级,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基础建设,显示了浙江乡企共存的特点.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党建引领与社会互动:村域公共价值创造的实践机制 ——基于粤中L村的考察

公共价值创造是增进公民福祉的重要战略工具.基于公共价值理论追踪粤中L村公共价值创造过程,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发掘村域公共价值创造的实践机制.结果表明:村域公共价值创造在于满足村民美好生活需要,关键在于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构建村"两委"主导、村民以及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参与格局,由此凸显党建引领与社会互动的实践图景;党建引领与社会互动贯穿于村域公共价值创造的全过程,体现在干部巡查与村民进言的价值识别机制、"四议两公开"的共识达成机制、村组引领与外部互动的环境支持机制、撬动组织内外资源的管理运作机制.然而,在村域引入公共价值创造理念,需要充分考虑村情,因地找寻村民的价值偏好,以更好地回应村民的需求.     

铭贤学校早期乡村建设活动探析——以“铭贤学校整理村范协进团”禁毒活动为中心

民国初期,烟毒泛滥于山西全省,太谷县尤重。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后推行村政改革,实施整理村范。铭贤学校以此为契机,成立"铭贤学校整理村范协进团",深入太谷乡村从事禁毒工作。"整理村范协进团"是铭贤学校早期参与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两年的禁毒工作使铭贤师生更为关注乡村,而乡村建设也逐渐成为铭贤学校办学的一大特色。     

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与变迁

本文旨在回顾和描述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探讨改革的原因、动力、特点及其发展走向,分析改革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为当前正在进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提供参考.作者认为,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体系改革主要致力于农村基层党、政、企、村组织的分权,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及其合法性的重建.这一改革是一种"支助型"的制度变迁过程,但是,"分权"与"重建"任务并没有完成,这不仅依然是新世纪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构成新时期乡村改革的困难.     

“媒介场域”：乡村传播媒介的分析视域——以东北J村为例

文章聚焦于乡村社会的传播媒介研究,认为乡村社会存在一个自有的地方性传播媒介系统,尝试以"媒介场域"这样一种视域去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并以对于东北J村传播媒介的实地研究来分析阐释,认为乡村社会的"媒介场域"主要受国家、市场、地方性文化的支配。     

怀集举行首场“乡村论坛”

2月6日,元宵佳节,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怀集县首场"乡村论坛"在该县凤岗镇金坪村党支部、村委会举行。当天,500多名村民围坐在村文化广场,为村的发展出谋划策。此次"乡村论坛"主题为建设廉洁、和谐、幸福金坪村大家谈。当天     

怀集举行首场“乡村论坛”

2月6日,元宵佳节,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怀集县首场"乡村论坛"在该县凤岗镇金坪村党支部、村委会举行。当天,500多名村民围坐在村文化广场,为村的发展出谋划策。此次"乡村论坛"主题为建设廉洁、和谐、幸福金坪村大家谈。当天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村治立法探析

当前我国的村级治理是以"乡政村治"法律模式为基础的,实施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立法既符合中国历史形成的村治传统,也切合我国的治理需求。然而,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及其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治理出现了乡政介入疲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整体衰败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治理难题,国家不断通过人力资源输入、项目资源进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干预等机制,努力推进农村各方面的振兴。这些探索性措施,很多已经发挥出制度引导的正功能,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法律化;而有些可能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则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和协调。而完善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加强村治的党内法规建设,另一个就是完善村级治理的国家立法。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乡贤治村: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以精细化管理为方向的城市治理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广大的乡村社会却面临着内生基础薄弱、主体流失严重以及治理环境多变等困境,“三农”问题在城乡分治的背景下愈发凸显,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出现的“新乡贤”治村逐渐成为弥补政府主体治理不足的有效方式。从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层面来看,新乡贤治村的合法性兼具了传统型、魅力型以及法理型三种权威类型,也能够在村庄的产业、乡风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其治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共同回应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当下何以可为的问题则是要理顺新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健全新乡贤治村的保障机制以及明晰新乡贤治村的发展走向。     

技术的社会嵌入:农产品淘宝村形成机制研究——基于W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电商”的发展模式使中国传统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淘宝村”。按照主营产品的不同，当前淘宝村可以划分为农产品淘宝村和工业品淘宝村，二者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路径。本文基于W村的典型案例，分析了农产品淘宝村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农产品淘宝村得以形成主要受三层技术社会嵌入的影响：商品化的产业嵌入、规范性的伦理嵌入和权力性的政治嵌入。因此，为培育新的农产品淘宝村，需要挖掘村庄产业价值、整合村域文化和经济资源，并加强完善政府支持力度，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返乡创业。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