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桂山下赏蜜记

联和白带闻①,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民风纯朴。斯为宁邑边陲,巍巍之三桂山,耸于此界,其坐会宁二县,鹤立群鸡,远近共仰也。辛卯孟夏,余偕师友②兴致,更慕黄公双艺③,乃卜吉旦,约而趋之。日爬屋脊顶,鸟跃枝头唱,车启宁邑城,望东面驰骋。路旁树撇后,蜗行水声岭,掠江屯联和,逆盘上佛顶,越崇山峻岭。轻车悦情,清风爽行,绕     

西汉陵邑设置刍议

陵邑是秦汉时期在关中地区帝陵旁建造的专供守陵、护陵和祭祀等需要的特别行政区。西汉关中先后有七座陵邑,其中咸阳原畔即有五座。西汉大兴陵邑之风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陵邑之设对关中经济、文教、学术和社会风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辽代邑社研究概况

邑社，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最初和春秋二社有关系，后来逐步发展成一种民间宗教组织。关于邑社的研究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有关辽代的邑社研究并不是很多，主要原因是史料和考古发现资料不甚丰富，不过历朝的邑社研究可作为辽朝邑社研究的一个借鉴，本文在总结了历朝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辽代邑社研究作了一个总体综述。     

《二年律令·秩律》札记五则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中傅"是长信宫属官;"二千石尉丞"实际意为"二千石官的尉官或丞官";黄乡邑系从小黄县划出而专作昭灵后陵邑,万年邑是陵邑而非陵县;从《秩律》的职官记载特点中可以一定程度上见到惠帝、吕后时期政权运转的部分特征。     

论唐五代敦煌的民间社邑——对俄藏敦煌ДX11038号文书研究之一

对于唐五代民间社邑的性质及功能，以往学界的研究都集中在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实用性方面，研究所据之文书都是以英藏、法藏和国内所藏之敦煌文书为主，还未涉及到俄罗斯收藏的敦煌社邑文书。在俄藏敦煌ДX11038号文书中，有民间社邑的社条、入社状、社司判等三件社邑文书。它不仅反映了社邑是一种契约性组织，而且还较突出地表现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其教化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纲常礼教，强调的是尊卑之礼，以礼为先，而后才追凶逐吉、丧葬互助。     

略论阳陵邑遗址调查和钻探的意义——中国魏晋隋唐时期都城布局形式的源头

通过对阳陵邑遗址的平面布局和邺北城进行比较,认为以阳陵邑为代表的西汉中小城市是魏晋隋唐时期都城布局的源头。魏晋隋唐都城的源头和发展演变脉络表现为:以阳陵邑为代表的西汉中小城市→曹魏邺北城→魏晋时期的平城和洛阳→邺南城→隋大兴唐长安城。     

论先秦时期的农村公社

一、组织结构首先,先秦农村公社的组织构成是大小不一的。《谷梁传》庄公九年:“十室之邑,可以逃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论语·公冶长》载有“千室之邑”。邑,就是农村公社。十室、百室、千室,是举其成数而说的,具体考察还不止于此。《孟子·滕文公》:八家共井。一井八家就是一个最小的农村公社。《周礼·小司徒》:“九夫     

荆州松柏汉墓简牍所见"显陵"考

湖北省荆州松柏一号汉墓出土简牍记载汉武帝早期的南郡辖有"显陵"。本文从显陵的人口信息入手,指出仅有四百余户的显陵属于非常特殊的县级政区。西汉时代的县级政区中,只有侯国和陵园奉邑的户口数量少至三四百户。在排除显陵为侯国的可能性以后,可以明确显陵为陵园奉邑。西汉时代,诸侯王可以设置陵园奉邑,在各诸侯王国境内普遍分布着诸侯王陵园奉邑。南郡曾两度设置为临江国,显陵应为临江哀王刘阏的陵园奉邑。"显陵邑"设置于景帝四年刘阏去世之时。汉元帝永光四年,朝廷全面废除陵园奉邑制度,显陵至迟于此年废除。显陵的地理方位约在今湖北省荆州市北部,该地理方位与荆州松柏一号汉墓35号木牍南郡行政文书所展示的南郡辖县空间排列规律相符。荆州松柏一号汉墓墓主周偃,在出任江陵县西乡有秩啬夫之后,应在南郡太守府任职,至元光二年七月调任桂阳郡南平尉。松柏一号汉墓出土的南郡行政文书,形成于建元三年至元光二年七月墓主周偃出任南郡属吏期间。     

人事

康佳彩电业务换帅战略分歧成为调整原因5月17日,康佳宣布更换彩电业务内外销的主管。穆刚接替叶涛出任多媒体营销事业部总经理;牛伟东则接替杨国和出任香港康佳有限公司总经理。群邑中国任命首席运营官5月25日,世界知名的媒介投资管理机构群邑正式对外宣布,任命曾焕矞为群邑中国首席运营官,主要负责拓展和实施市场发展战略。     

里耶秦简所见县邑考

里耶简文所见秦县邑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阳陵、迁陵;其二,酉阳、零阳、孱陵、临沅、索、益阳;其三,鄢、销、江陵、竟陵;其四,昆阳邑、轵。通过对其职能及相互地域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以上县邑均处水陆要冲,是秦内史或中原阳陵与洞庭、苍梧郡之间用来传输军事物资、谪戍人员的重要中转站。     

敦煌社邑文书中语素“破”参构词考释

敦煌社邑文书保存了许多唐、五代口语词和俗语词,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重要语料.这里选择敦煌社邑文书中语素“破”参构词进行考释.     

《诗经·甘棠》与召公之德

《诗经·甘棠》历来都被认为是一首赞美召公之德的诗作。关于甘棠故事的解读,从西汉初期的"巡行乡邑"在甘棠树下"决狱政事",到西汉中期的不妨农事、"为民爱力",再到东汉时期的"听男女之讼",历代经学家的注疏存在着历史的层累叠加。总的来看,"召公之德"包括三方面:首先是他为二伯能居上下位,与民众直接交流并深得民心;其次是他施善政,"巡行乡邑"使民得以乐业、使官得以行法、使"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最后是他"为民爱力"、不妨农事、爱民如子。这些都是召公行文王之德,教化南国的体现。     

蒲家庄原源变迁之析

传承史说及文献简记,对淄邑先后两处蒲家庄的由来进行分析后发现,原蒲家庄(今高家店子)乃由中原汉蒲于宋初战乱中东迁,在淄邑城区孝妇河畔建庄定居的中原汉蒲的一支族庄。另外,元末诛灭蒲族以后,遗孤蒲璋于东乡由外祖杨家庄的杨家外迁至东谷柳泉井附近,至明初,因此地蒲姓户众,便称为蒲家庄。这是淄邑第二处蒲家庄的由来。     

民国新编郡邑词征及其词学批评价值

中国古代的词学流派多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编纂郡邑词征是词学流派扩大影响力、建构地方词学传统的重要方式。民国时期社会变动剧烈、传统文学观念备受冲击,当时新编出版的郡邑词征多是传统文人为保存文化而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晶。民国郡邑词征从展示地方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及其对地域词创作产生的积极影响,广泛搜求地方词学资源以丰富地方词史的发展脉络,继承并发扬传统词学主张,反驳前人对当地词学的偏见并挖掘新生质素等方式为地方词学争取社会关注和认同。民国郡邑词征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源,其中呈现出的编纂经验和词学批评方式也值得研究和借鉴。     

张太雷年谱(一八九八年——一九二七年)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诞生6月17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西门外西仑街石皮场外祖父薛锦元家。原名曾让,字泰来,谱名孝曾,学名张复,又名春木、春之。参加革命后始名太雷。此外,还用过大雷、大、太、椿、椿年、之椿等笔名。祖父名锷,原名锟,字开基,号翔云,世居常州府武进县西下塘,是个读书人,在清季为五品衔后选府经历。父张光斗,行二,原名惠畴,又名汝舟,字子义,号亮采,生于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二月二十日,为武进县邑庠生,因家境清寒,招赘于同邑薛家。     

六合六城镇

六合古名棠邑,自公元前211年秦王赢政建棠邑县以来,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六合襟江带滁,屏障金陵,是南京江北的重要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六城镇位于南京市六合区。据考证,六城镇宋代以前筑有规模宏伟的砖城,目前尚存一段长约117米古城墙。     

语义场和词义差异

语言学家发现词汇可以按它们语义的联系性加以分类组合。语义场理论即为这种联和性提供了证据。掌握语义场内词素之间的关系将大大有助于我们研究、表达意义,并对于外语学习和教学大有裨益。     

清“满蒙联姻”政策下公主汤沐邑的地权问题——以康熙恪靖公主汤沐邑为中心

康熙年间,在准噶尔部入掠漠北蒙古诸部的局势下,漠北土谢图汗等部内附。康熙将恪靖公主嫁于土谢图汗部,从而将"满蒙联姻"政策从漠南蒙古推至漠北。然而作为"满蒙联姻"政策向漠北推进的纽带的恪靖公主,以及以其为中心设置的公主府、支撑公主府运作的汤沐邑,并未楔入漠北土谢图汗部,而是被楔入漠南归化城蒙古土默特部,此举引发了在汤沐邑制度框架下,由公主府权力所运作的地亩、地权之成立、演变问题。汤沐邑从蒙晋长城隘口地带向土默特蒙地的突破、延展,最终形成"插花式"分布格局。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与公主府的地权纷争亦伴随汤沐邑拓展的始终。清廷介入双方纷争,对归化城土默特经济、政治形态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     

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研究

商代行政区划包括了王畿和封国两个层次,历史发展到商代后期,王畿中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划系统.从卜辞和文献得知,兹邑、大邑商、天邑商和商邑处于王畿的核心地带,中商和商的第一种用法则指商的王畿地区.王畿内的行政区划以大邑商为中心,其外是单,再外是郊野,甲骨文中称为鄙(廪)或奠,郊野的边境地区叫戈.而在这些区划中,邑又是最基本的区划单位.     

温州寨寮溪 天生丽质难自弃

在中国黄金海岸线的中段,有一座千年古县——瑞安。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曾赋诗"俯仰两青空,舟行明镜中。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一言道尽这瓯越古邑的悠远与包容。山奇水秀、风光旖旎的瑞安是典型的江南山水城市,旅游景区面积占国土资源总面积的20.8%,属于旅游资源"大市",天生丽质未经雕琢的寨寮溪就是其掌上璀璨明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