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江千名编外“村长”参与创建无垃圾村

8月5日是星期天,廉江市商业中心主任陈飞一早6点未到便起了床,在家里匆匆扒了碗稀饭,把碗往桌上一撂,拿了顶草帽,驱车直往乡下赶。"村民们习惯早起,我得早点回去,新建的垃圾池因选址问题村民意见不一,乡亲们正等着我回去规划和商量呢。"陈飞说。自从4月份廉江市开展副科以上单位正职领导干部回乡挂点搞创建无垃圾村庄工作以来,每...     

一个山村的“无塑料袋”之梦

获得2007年度绿色中国人物提名的陈飞，是浙江永嘉县渠口乡珠岸村村民。他倡导推广“重提菜篮子、拒绝塑料袋”行动已经7年。在陈飞的影响下，珠岸村自2005年开始创建“无塑料袋村”。 两年多过去了，这个村情况如何？塑料袋真的绝迹了吗？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     

积累“革命”的本钱

正最近我刚入职,在一家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你也许听说过"四大"的工作强度之高,也许因此而认为其员工个个都是"工作狂",不过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目前我知道公司里有羽毛球协会,还开设了瑜伽班,员工在周五晚上或双休日常常通过运动来缓解压力、释放心情。     

碗底的字

小时候家在农村,那时家家吃饭都用瓷碗。记忆中,我吃饭最喜欢用的是家里的花碗,碗边沿有一圈细小的金边花纹,碗侧还有几排半透明的圆点,整个碗晶莹剔透。碗底有个字,是父亲名字中的"高"字。那时,农村吃饭有个习惯,只要天气好,村民都喜欢端着碗来到村中一棵大树下,蹲在地上边吃边聊天。     

英国人如何处理垃圾

普通垃圾每周收一次普通的生活垃圾,由大型垃圾车来居民区和村庄收走。一般一周收一次,到每个居民区和村庄收取垃圾的时间,从周一到周五,各不相同。我住的村庄,是每周四上午9点半     

乡村“蝶变”生出美丽乡愁

正走进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黄集镇黄西村,村庄绿树环绕,村道宽阔通畅,楼房白墙灰瓦,百姓安居乐业,整个村庄犹如一幅洁净、美丽的风光图,让人流连忘返。一位在北京工作回老家探亲的村民说:"这里的美,让我生出了乡愁。"2002年前的黄西村,对外欠账,人心涣散,一度成为"老大难"。近年来,村党总支把"美丽黄西村、幸福黄西人"作为奋斗目标,绘就了一幅让人流连忘返的山水田园图。做强产业支撑,让产业带动力强劲起来村党总支书记卜凡桂说:"兜里没个钱,想干点事儿很难、干好事干成事更难。"     

顾海林与他的村民学校

正有一群教师,活跃在田间村头,为村民宣讲各类知识;有一群教师,奔走在邻里乡间,为村民传递最新信息。他们就是上海市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村民学校工作室——顾海林村民学校工作室的成员。工作室自2010年成立以来,一直是开展上海市村民教育的前沿阵地。"在从事村民教育后,我就觉得现在确实缺少对村民面对面的教育。"工作室负责人顾海林     

层级化网络治理：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

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它通过构建"村级‘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三级村庄自治组织架构以及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探索出了适合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实际的层级化网络治理模式。"幸福村落"创建工作通过政府的全方位决策与部署,村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等多层级的行动与落实,村民的联动式参与形成了多层级、网络化、社区化相互结合的治理模式,既能自上而下地对接县乡政府和行政村的公共资源,又能自下而上地聚合、表达并且实现村民的利益需求,推进了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村民自治、组织发展与村级治理——以福建省乡村调查为例

依据对村庄问卷调查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发现村财收入影响村庄发展水平,新农村建设需要发展集体经济;“经济能人”主政是村庄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村民在选举过程中倾向选择有能力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候选人;村民自治过程除了加强村两委会组织与制度建设之外,还需要加强对村庄老年协会与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引导工作,全面增强村庄自我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进入乡村的社会过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现代数字技术开始进入乡村社会,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效用。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乡村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运用的实地调查,探析乡村治理数字化实现路径及可能的社会影响。研究认为,该项技术成功“进入”乡村,需要地方政府、村干部和村民等主体共同努力与合作;垃圾分类数字新技术的引入和运用,也会给乡村社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与影响。从政府在乡村的权力集中,村庄自治力量的弱化,以及村民日常行动逻辑的改变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到“技术下乡”的社会影响。如何有效平衡政府管理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乡村治理机制,是乡村推广垃圾分类数字技术时应着重考虑和持续关注的问题。     

当前我国农民会议型参政的基本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全国3844位农民数据的回归分析

依据全国3844位农户数据,对我国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估计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民"会议型参政"比重超七成,且较五年前有明显增加,但较之于"选举型参政"仍显不足。农民的村庄认同度对其参与村民(代表)会议有显著影响,即村庄认同度越高、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概率越大;而国家认同度、社会认同度与其参加村民(代表)会议无显著相关性。此外,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其参与村民(代表)会议亦无相关性。从人口学特征看,农民的性别、年龄、民族差异、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干部身份、婚姻状况、外出频率等对其参加村民(代表)会议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因素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呈"倒U型"关系。从地区差异看,相比于中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比例相对更高。     

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与困境——黑龙江省方正县试点调查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基础,其实践形式具有多样性。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实质是对行政村自治功能的剥离和重心的下移,有助于强化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并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资本。然而,村民自治单元下沉也面临组织运行缺乏经费保障、自治活动缺乏人才支撑,以及村民理事会"再行政化"等困境。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需要掌握合适的"度",综合衡量村庄"软硬"环境,还要着力增强村庄治理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村民自治中的草根式权力平衡与民主能力培育——广东"蕉岭模式"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广东"蕉岭模式"给我国村民自治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现阶段的村民自治,对显性的村庄治理制度建设和隐形的村民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外力(尤其是国家)的介入,然而这种介入是有一定条件的,也是需要克制的.最好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在满足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不给村庄增加额外的治理成本,也不妨碍基层民主的发育.     

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论土地开发与村庄政治

后税费时代,基于"不出事"的逻辑,各种资源类型的村庄都趋向于低水平均衡式的治理。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中,基层政府、村干部、灰黑势力结成"地利共同体",村民与"地利共同体"之间彼此离散,且村民与村民之间也彼此离散。征地中,"地利共同体"倾向在内部完成主要的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基层政府和村干部有意减少与村民的接触,尽量不把村民动员起来协商和讨论。如此暂时表面上没有矛盾,但村庄治理能力却在不断下降,且矛盾持续累积,这为以后更多矛盾的爆发埋下伏笔。     

浙江举淤口:深山里的生态文明村——杨昌兴“三联互助”制度建设洁净和谐乡村

举淤口村,位于浙江遂昌县西部的深山里。从遂昌进入举淤口,行程107公里,沿盘山公路要转900多道弯。杨昌兴作为村里人羡慕的成功人士,立下责任状,带着积攒下的100多万存款,回乡开始带领村民重建家园。杨昌兴将振兴举淤口村的重点工作放在了村庄环境整治工作上,通过制定"三联"互动网格化管理制度让全村村民都参与到村庄环境整治工作中。历经7年艰辛,举淤口村终于以其美丽洁净的生态环境改头换面、重现生机。这个隐藏于深山之中的小山     

高桥:人大代表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

广东省廉江市高桥镇人大代表在镇党委政府的激励引导下,积极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上,使所在村庄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先有生产发展,才有生活宽裕。“谈起该镇德耀村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的问题分析——基于浙江省Z村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自诞生、运行以来,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聚焦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村庄的权力结构、朴午部工作状态、村民的政治参与、村庄治理、村务公开等都是村民自治运作状况的反应和体现,在村庄权力配置中,处理好“两委关系”仍然是关键。当前中国村民政治参与意识、自组织能力仍有待提高,目前社区组织形式还比较单一,有必要成立多样化的社区组织。因为农村社区组织形成的自律机制能够增强自我整合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社会现实基础,拓展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     

父亲的检讨书

父亲退休了,和母亲生活在乡下老家。双休日,为了给父母一个惊喜,我没打招呼就赶了回去,谁知到家里才知道,父亲骑三轮车带着母亲赶集去了。打开屋门,在屋里转了一圈,随手拿起父亲书桌上的一本杂志百无聊赖地翻了起来,忽然杂志中掉下几张折叠的纸来,我信手拈来,一看,原来是父亲的检讨书——     

构筑和谐平安新农村——开展"法律进农家,服务到村民,矛盾化基层"活动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江西省资溪县立足县情,大胆创新,整合资源,举全县之力,在全县农村开展了"法律进农家,服务到村民,矛盾化基层"活动.这一活动顺应了新时期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强化了乡镇基层干部服务村民的意识和服务水平,提升了乡村两级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同时,这一活动也提高了老百姓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并为创建和谐平安新农村探索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