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崇佛的政治意义初探

北魏是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孝文帝在位时期,崇信佛教,注重吸收南方佛教义理,推进了北方佛教的持续且有序的传播。本文由佛教在北魏的传入入手,先述北魏前期诸帝对待佛教的态度,再述孝文帝崇信佛教的诸多袁现,着重探讨了孝文帝崇信佛教背后所隐含的深刻的政治意义。孝文帝笃信佛教,使佛教在北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话播与发展,同时,也使得佛教文化渗透到了北魏政治统治的思想之中,对北魏,乃至整个北朝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义县万佛堂建凿之起因

近世以来,撰写有关“万佛堂石窟”的文章甚丰,诸如[日]滨田耕作:《辽西义县石窟寺》、阎文儒:《辽西义县万佛堂调查及其研究》、曹汛;《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等等。①然而,北魏营州治所在龙城(今朝阳)。当时佛教很盛行,可是作为营州刺史元景,为了祈求孝文帝(元宏)病好,建凿石窟理应在龙城。那末,为何在义县“建窟立     

试论北魏冯太后与佛教

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在其临朝听政期间,大力提倡佛教,开凿方山石窟、扩建云冈石窟、修造寺塔、剃度僧尼并支持昙曜等人的译经活动,促进了北魏佛教的发展。但冯太后并不一昧崇佛,她对佛教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利用佛教巩固统治,表达对故国的思念,另一方面则对佛教实行限制,通过检校僧尼、禁止僧人自行游历村落等政策,使佛教不至于过度发展,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论西沃石窟造像的审美观念

西沃石窟作为北魏义邑窟的典型代表,其造像体现了此期佛教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的特点,代表了北魏洛阳民间造像所取得的新的艺术成就。其中一号洞窟题记总结了时代造像的一般审美理念,体现了时代宗教美学理念指导下的艺术标准,表现出佛教造像的程式化的审美定式和追求艺术创新的美学要求,揭示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审美过程和美感实现的一般规律。这在洛阳地区北魏石窟造像中还是第一次发现,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美学价值。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之间并无血缘关系,维系二者关系的纽带是政治.冯氏虽凭借孝文帝这张政治王牌攫取了北魏政权,但对孝文帝却心存猜忌,因此多设监视加以压抑.对冯氏压抑的反抗心理,成为孝文帝当政后迅速迁都洛阳的催化剂和重新组建政权的感情因素.从此,皇权取代后权,北魏政治别开生面.     

云冈石窟中金翅鸟形象的汉化初探

金翅鸟本为印度佛教神鸟,伴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坐骑和护法存在。金翅鸟形象传入中国后,受本土文化、河西地区石窟艺术、早期南传佛教、中国儒释道、汉代墓葬壁画、汉代建筑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北魏汉化政策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使得云冈石窟艺术风格呈现本土汉化。云冈石窟金翅鸟有机借鉴和吸收了中华传统的“凤鸟”形象,这使得云冈石窟金翅鸟形象造型上不似印度石窟、克孜尔石窟等那般凶猛乖戾,更多了贴近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鸟。     

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焦作市,佛教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在北魏隋唐时期,是平城与洛都、洛阳与邺城的重要通道。该地区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和石佛滩摩崖石刻造像三处佛教遗迹,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北魏汝南王元悦事迹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魏皇族宗室在社会政治上占据重要位置,对北魏政治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影响,元悦可为较为典型之个案。元悦性致狂逸,对于儒学、佛教以及方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元悦所历官职大多崇重,也符合元魏宗室任职的一般特点。元悦依制开设官府所荐用的僚佐大多出自名门士族,但僚佐与府主之间的结合关系较为疏散。在北魏末年,元悦本身的政治野心和孝文帝之子的这一身份引起孝武帝的疑忌,遂引来杀身之祸。     

试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

本文对孝文帝定姓族的具体规定作了介绍，并对拓跋改姓时间进行了考证，对史学界姓族的等级划分结论找出质疑，作者认为“膏梁”、“华腴”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特殊的称号。孝文帝定姓族唯一的标准是官爵的高低。孝文学定姓族，有利于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的分流，对巩固北魏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建立门阀制度使用人制度更加制度化，是其明显的消极影响。南朝士族的种种流弊在北魏后期同样出现，孝文帝死后，北魏统治者政治腐败，毫无作为，但不能把北魏的衰亡完全归罪于孝文帝的定姓族。     

浅析孝文帝汉化改革态度确立的过程

孝文帝对汉化改革形成的明确、坚定的态度,是促使他推进北魏太和改革并促其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孝文帝对汉化改革态度的确立经历顺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孝文帝幼时因国家实权由其祖母冯太后掌握,对汉化改革只能表现为顺从;随着汉文化的熏陶渐染及对北魏政权面临形势的了解,加上冯太后的着意培养,孝文帝对汉化改革的态度,很快过渡到自觉认同;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对改革的认识、坚持与投入,证明了其汉化意识逐渐内化。     

云冈石窟“纪念碑性”造像意义探讨

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也是北魏王朝用石头雕刻而成的王朝史、民族史,其中生动的佛教艺术符号为中国艺术史上的辉煌之作,云冈石窟所蕴含的造像意义即"纪念碑性":祭祀礼仪性、政治内涵性、自我自觉性为本文着重讨论的方面,以期对佛教艺术造像意义有进一步的认识。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北魏孝文帝门阀政策探究

孝文帝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开创儒家盛世、承继中原王朝正统地位为政治理想,这是他推行门阀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决策动机。在决策思路上,孝文帝门阀政策兼顾北魏鲜卑贵族的历史与现状,整合魏晋旧门与当朝新贵的利益秩序,促进胡汉高层贵族的融合,体现了对胡汉贵族高层的保护、安抚和笼络,表现出温和折衷的特点。通过门阀政策,孝文帝的儒家盛世理想得以部分实现,北魏王朝随后走向繁荣顶峰。但是门阀政策片面强调根据门第铨选官吏,忽视寒门庶族的利益,破坏了人才选拔机制,损害了北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埋下了严重的政治隐患。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孝文帝门阀政策既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北魏宗室与“五姓”婚姻关系简论

北魏的五姓大族是孝文帝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而确定的,汉人大族与北魏宗室的亲疏关系并非是衡量的唯一标准。五姓六家中,除陇西李氏外,其他均属魏晋旧族,这说明孝文帝时期所确定的最高层大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仍是其考量的最重要标准。魏晋旧族是传统文化的渊源所在,具有标志性意义,这对致力汉化的孝文帝而言,当然会着力笼络,而婚姻则是固结双方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五姓六家进入北魏宗室婚姻的核心层,正是这种社会背景衍生出的结果。     

甘肃石窟文化综述

石窟艺术起源于印度 ,是依山崖开凿而成的一种佛教寺庙建筑。石窟艺术随佛教东渐而与佛教、佛寺一起传入中国。甘肃是西域通向中原的走廊地带。随着佛教传入河西以至在甘肃全省兴起和发展起来 ,石窟在甘肃得到迅速发展 ,从而使甘肃成为全国石窟最多的省份 ,被誉为“石窟之乡”。甘肃省的石窟文化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与其他省份的石窟文化相比 ,其石窟文化有着不同的特点     

云冈石窟中的龙形图像

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形图像应用广泛。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教东渐,龙在佛教石窟艺术中同样表现非凡,充当八部护法之一的角色。云冈石窟中出现大量龙形图像与其皇家工程有关。它是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北魏民族汉化过程的产物,上承秦汉之风,下开隋唐之气,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昙曜五窟”与帝都文化

＂昙曜五窟＂是北魏王朝皇家石窟营造的开始,也是云冈石窟艺术的代表。它蕴涵了平城帝都文化的精髓,全面展示了北魏帝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底蕴,是北魏帝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昙曜五窟＂在理念上与大同城市文化相通,成为今日大同城市文化的名片。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岗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

大金西京武州山石窟,即今山西省大同市城西三十里的云岗石窟.这里"凿石开山,因岩结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水经注卷-三?水),"石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余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栉此相连三十余里"(续高僧传卷-昙曜传).这伟大工程不仅是我国佛教艺术中的精华,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迹!石窟的营建,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知由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昙曜请凿五窟开始.之后,魏书卷六显祖纪、卷七高     

试论北魏文明太后

文明太后是北魏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在她摄政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促进了社会进步。可是多年来,人们忽略了她,甚至把她摄政时间所推行的均田制三长制等措施归结于孝文帝。事实上,早在孝文帝以前和他执政后的许多年代里,北魏政权不完全控制在拓跋弘及其子拓跋元宏手中,而是操纵在临朝称制的文明太后冯氏手中,就太和年间孝文帝所推行的一系列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来说,都是同冯氏密切相关的,更明确地说,就是由文明太后一手制定的。     

北魏“军用”问题刍议

“军用”问题是南北朝史学的传统问题,北魏“军用”研究的核心是揭示北魏军事物资的供给、补给对国家社会形成了何种影响。在平城时期,尚未摆脱部落国家形态的北魏,其“军用”呈现出义务性和原始性,“军用”以调役和抄掠形式促进了国家的张大。到了洛阳时期,孝文帝官制改革使得“军用”形态迅速改变,“军用”开始走向农业化和职官化,形成以汉士族为主导的“军用”结构,从而能够提供“殷广”的“军用”物资,极大地提高了北魏的“军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