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与变法——论王船山对谭嗣同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思想之影响

谭嗣同是晚清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之一,也是十九世纪末期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核心人物之一。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青年知识分子与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史与哲学革命史上的重要一环。而除了西学之外,谭嗣同在推动戊戌变法的时候,实际上是以船山思想作为其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传统哲学基础与精神动力。在谭嗣同的维新变法思想、哲学与精神气质中,船山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代表与西学、佛学一道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李提摩太与广学会

广学会是在1887年由新教传教士韦廉臣发起而创办的,它与近代寓华西人所设立的其它传播媒介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面向中国官员和文人传播西方文化的宗旨,但是这一传播宗旨的凸显和真正实施,是在1891年李提摩大继任总干事之后.在戊戌变法时期,广学会之所以成为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传播西学和鼓吹变法的文化机构,是与李提摩大的领导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广学会也给李提摩太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两者相得益彰.     

西方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纠葛

京师大学堂成立,丁韪良出任西学总教习,传教士担当了重要角色.但既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自主权所在,又不许外人过多染指.于是在如何利用西方传教士问题上存在纠葛.庚子事变后,人事有重大改组,传教士被集体辞退.此举意义重大,西方传教士对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至此告终.同时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到东,即由欧美而日本的转变.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晚清输入西学的主体为传教士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及相关机构、清政府官办机构、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及民办机构,这三类机构与人物,由于其立场、出发点有别,重点活动时期不一样,因而输入西学的价值取向有明显不同.官办机构输入西学有强烈的为用而译、急用先译的功利主义倾向,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知识,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会科学,其缺陷由传教士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及相关机构作了弥补,这是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末中国上层社会能发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官办机构中的译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西学传播的内容,但比较有限.庚子事变以后,中国民间资本在输入西学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官办机构、传教士机构均相形见绌.     

晚清传教士西学翻译与强国之策的探索——以“Education in Japan”及其中文译本为例

“Education in Japan”由日本教育改革家森有礼1872年编辑而成,该书汇集了美国教育界、政界名士对日本教育兴国的建议,对日本教育改革产生影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和华人助手任廷旭1896年将其翻译为《文学兴国策》,对晚清教育改革产生影响,对原作、译作不是停留在教育的议题上,而是由兴国而发,旨在探索强国之策.原作和译作中的各种处理和引介也与强国之策的探索紧密联系,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传教士西学翻译与晚清中国救亡图存的关系.本文以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西学翻译中原本和译本中蕴含的强国之策,揭示了翻译和历史的互动,得出结论:此期的翻译呈现出与救国强国相联系的特点,对晚清中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变法改革产生影响.     

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目录学成就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资产阶级目录学的启蒙者,他的《西学书目表》确立了近代目录学的三大分类架构,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法体系的诞生,在政治方面对戊戌变法时期的西学传播和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现代化视角下的考察

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辛亥革命与此前的戊戌变法、立宪运动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是自戊戌变法开始的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进程演进的结果。甲午战争之后,国人认识到进行制度变革的迫切,维新变法之呼声高涨,遂有1898年的维新变法之举。戊戌变法虽遭守旧势力的镇压而失败,但经过庚子之变,清王朝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于是"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相继上演。但清王朝对将会危及其统治特权的"预备立宪"敷衍、拖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自戊戌变法开始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维新派目录学的文化内蕴

维新派目录学是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但维新变法的失败并未使它走向式微，恰恰相反，戊戌变法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之一，便是维新派目录学迅速成为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一个深入人心且声势浩大的流派，深刻影响着世纪之交的整整一代中国人。从1895年起，为宣传变法图强的思想及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健将开始了对新学书、西学书的编目、评介、推荐工作。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中外纪闻》于1895年8月在北京创刊，梁启超主持笔政，每期必撰文鼓吹维新，介绍西学。次年8厅，黄遵宪、汪康…     

严复政治思想略评

甲午之战的惨败,中国被列强主宰瓜分的危机,促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发奋而起。就在康有为等人积极地用古代儒学的包袱襄着变法主张进献给皇上的同时,严复却着力于介绍西学,企图把西学的精神输入中国,振兴古邦。他认为,中国要变法自强.其出路就在于民之素质的提高,而提高就要用西学去充实人们的头脑。为此,严复于1896年—1908年间,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一系列的西方学术名著,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学,对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乌托邦思维方式与戊戌变法

康有为身上具有的乌托邦精神促使他积极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但在乌托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变法领导者认为变法应当是快速的、急剧的,是全面的、彻底的,认为新法旧法水火不容,并对变法的未来持极端乐观态度。这些认识导致他们在实际的变法运动中采取了许多不明智的政治策略,向传统的各个领域都发出了挑战,最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论中朝两国近代西学之对应

近代中朝两国西学之对应是东西文化交融与选择的过程。作为同属东亚儒学文化圈内的中朝两国 ,虽然近代面临着相同的境遇及共同的任务 ,但因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之差异 ,两国在摄取西学的具体途径及近代文化的形成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近代中国西学以“制夷”为前提 ,因此其“师夷”显得被动 ;近代朝鲜西学则以“变法”为特色 ,因其“开化”更显自主性的特征。     

寓华英人傅兰雅的宗教与科学观刍议

傅兰雅虽因传教事业的吸引,于1861年自英来华。但他寓华期间并不从事讲经布道活动,而以西学传播为使命,离华之际却又主张中国用基督教来拯救自己。我们不禁要问:傅兰雅是如何走上西学传播之路的?他为何最终却又主张中国从基督教中寻求拯救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寓华传播西学的意图究竟何在?他与近代其他寓华西人,特别是传教士有无异趣?笔者试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剖析,也许对深化和拓展近代中国的西学传播与传教士问题的研讨有抛砖引玉之用。     

戊戌变法历史评价的若干问题

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在史学界内部,意见从未完全一致。解放初,苏联叶菲莫夫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部分认定,戊戌变法是反动的,因为它属于改良主义运动,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改良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但这个意见在中国史学界的多数人中并没有得到赞同。中国史学界一般承认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性质,但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作用。至于为什么本质上反动的改良主义会起进步作用,则缺乏充分的理论说明。近年来的研究,兵分两路:一路从戊戌变法的客观历史作用出发,主张摘掉改良主义的帽子,重新定性;一路坚持改良主义的定性,着力揭示其反动的本质。在某些论著中,通过对变法诏谕的分析,论证百日维新中执行的主要是洋务派的政策,载湉只不过是洋务派的皇帝,并推论即使维新不被推翻,康有为等维新派也只能成为新洋务派。这,可以看做后一路的重大“突破”。它给人以新的启迪,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对戊戌变法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晚清救国探索和传教士强国之策的西学译介

以翻译引进西学,在西学中求得救国之策、强国之法,改变中国受外侮的命运。晚清社会现实决定了西学翻译与强国探索之间的关系。将西学、翻译和救国三者联系起来,分析华人救国之路的探索和传教士强国之策的译介在晚清三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历程、特点和相互关系,探讨强国探索影响下的传教士西学翻译的特点,提出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应结合起来,尤其关注特定历史转折期中翻译所具有的特性以及翻译与历史的互动。     

试论中国近代对文学本体的认识

西方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文学从神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理当要借鉴西方文学观念近代变革的成功经验,然而事实上这种借鉴一直迟至二十世纪初,其原因便在于中国早期吸收西学,是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中国近代的“西学”,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介绍进来的,以往惜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在传教士介绍“西学”之前,虽然也有魏源等人介绍过西方的情景,但那种介绍大体上是“广中土之见闻”,帮助中国立大夫了解西方的国情,并不足以改变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使之吸收西方的近代文…     

圣约翰大学的办学实践及客观影响

圣约翰大学是近代以来外国差会创办于中国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在西方传教士设立于中国的教会大学中,圣约翰大学是首个将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引入中国并以地道英语教育为媒介传播西学的高校。圣约翰大学独特的办学模式在诸多方面均开创了中国新式高等教育之先河。西方教育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引入让人们开始理性看待并思索未来中国教育发展及变革的方向;圣约翰大学成功的办学实践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他们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圣约翰大学以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客观上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积极影响。重温这段历史,在当下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美国宪法理论在中国的最初传播

美国宪法理论之于中国的影响始于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在华美国传教士及其出版物起到了重要传播作用,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士和维新变法的政治思潮与之都有密切的关系.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与“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及命运

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突出地用“托古改制”论鼓吹维新变法。人们在探究“托古改制”论渊源时,较多地考察其与廖平等人的今文经学的关系,其实,“托古改制”论和今文经学仅为形似,和“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则甚为密切。对此,迄今几乎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兼及“托古改制”论的命运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康有为曾经深受“西学中源”说影响人们熟知康有为是近代“托古改制”论的发明者,但很少人注意到他在发明这一理论以前,是“西学中源”论者。“西学中源”说先于“托古改制”论问世。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     

西方文化侵略的再认识——19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探析

19世纪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 ,传播了大量的西方文化 ,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是外教报刊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外教报刊在华的作用 ,不能简单地把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说成是“文化侵略”。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外教报刊的作用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