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与钓鱼岛列屿的法理回归

明清朝廷与琉球中山国的往来有500多年历史,早就存在传统边界。明代福建省已经在管理钓鱼岛列屿。清朝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钓鱼岛列屿划归台湾府管辖。康熙五十九年徐葆光等人出使琉球,与琉球方面的官员及学者谈及琉球领土问题,后综合双方的意见,出版了《中山传信录》一书,这本书既确定了琉球国的范围,也划定了清朝与琉球的边界。按照这一边界,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所有。甲午战争失利后,清朝被迫割让台湾,因而失去对台湾省管理的钓鱼岛列屿的管理权。日本二战失败后,钓鱼岛列屿在法理上已经回归中国。     

早期西方文献中的钓鱼岛

钓鱼岛在东亚航海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就为西方人所关注,并留下了丰富的记载。从16世纪至18世纪初,西方对钓鱼岛的认识从模糊逐渐清晰,对其称呼也不断演变,但是都把钓鱼岛和台湾北部的岛屿视为不可分割的一组地理单位,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不属于先岛群岛,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对钓鱼岛历史归属的认知。     

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纷争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而且对钓鱼岛进行了适度有效的管辖。日本趁中日甲午战争之际窃取中国钓鱼岛的行为,不构成先占,是非法的、无效的。二战期间,日本由于发动侵略战争而承担国家责任。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基础上,同盟国最高司令部作出的第677号指令,限定了日本领土的范围不包括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和钓鱼岛等一切岛屿。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再度重申"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以及《中日联合声明》,不仅是构成对日本主权限制的基本文件,也是中国享有钓鱼岛主权的法律依据。     

蒋介石政权保钓策略评析

1945年后,美国军事占领琉球、钓鱼岛,依据《旧金山和约》,单独对琉球实行托管,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权益。退据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对美国准备将琉球交给日本管辖,未敢公开抗议。1970年,围绕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及石油勘探、钓鱼岛主权争端,蒋介石政权与美国、日本发生争执,动员台湾民众,反对美日的私相授受,维护钓鱼岛的主权和实际使用权,引发了全球华人的保钓运动。     

台湾历史上的琉球难民遭风案

本文以大陆、台湾、日本已经出版的档案为基础,全面收集、分析清朝因遭风漂往台湾的琉球难民事件。文章指出,在清朝统一台湾以后的 175年间,共有 64起琉球难民因遭风漂往台湾,平均每隔两三年就有 1起。这些事件的发生与当时琉球国内的农业生产及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海潮风汛、船只航行等因素有关系,因此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这些琉球难民在台湾得到很好的救助,并形成一整套抚恤制度,显示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清代处理涉外事件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     

论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详细考证关于钓鱼岛最早的文献资料《顺风相送》,并通过考古、人口迁徙、航海技术等因素的考察,可知中国人发现、命名钓鱼岛远在明代以前。福建人航海的实践是确立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关键。中琉两国对琉球岛国的测量,说明对中琉疆界的划定和钓鱼岛归属中国具有共识。琉球和日本关于钓鱼岛的资料也同样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钓鱼岛与琉球归属

日本侵占琉球,清政府爱莫能助,坐视日本的侵略扩张.1895年,日本窃占钓鱼台列岛,又通过《马关条约》,侵占台湾岛、澎湖列岛等.民国前期,中国知识界对琉球问题鲜少研究,社会大众一般也不知道琉球沦亡的经过及其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蒋介石早有收复台湾、琉球之志,因实力所限,收复琉球并未上升至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明确提出收复台湾、澎湖、东北等失地,建议中美在战后共管琉球.为了战后建设一个新中国,胡焕庸等人深感中国必须汲取东部沿海遭到侵略的历史教训,不但要收复台湾,更应将与台湾相连的琉球群岛收归中国版图,来保证中国东部大陆有一道天然的安全屏障.他们努力搜集资料,汇编成册,介绍给社会大众,毋忘琉球,提出收复琉球的建议.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中国将收复包括钓鱼台列岛在内的所有失地.因美军攻克整个琉球群岛,中国需与美国交涉,来收复钓鱼台列岛.     

战后台湾当局对琉球归属的外交策略

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举行时,罗斯福总统曾提议将琉球交付中国,蒋介石考虑中国实力不足,遂拒绝罗斯福的提议.二战战后,国民政府顾及自身实力,又考量美国在东亚的布局,遂放弃由中国托管琉球的方案,主张中美两国共同托管琉球,并再三强调中国与琉球的历史关系,不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蒋介石退守台湾后,暗中扶植琉球革命同志会,聊以自慰,并藉琉人国籍问题的操作,作为“中华民国”正统地位的筹码.“外交部”虽机关算尽,但在台湾当局仰赖美援的现实之下,琉人国籍或琉球归属问题沦为台湾当局与美国、日本政府交涉的外交策略.正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排拒在国际社会之外,台湾当局亦未能得到对日交涉话语权,只能维持“冷战”的东亚局势,未能妥善处置琉球归属问题,丧失后来的“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处理之先机,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     

对钓鱼岛主权“搁置争议”的国际法评述

中日邦交开始,中日两国领导人就钓鱼岛争端达成“搁置争议”的口头约定,对此事实和效力日本政府始终故意模糊处理.论证“搁置争议”的客观存在才是对日本政府主张的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争议之谎言的有力回击,也是揭示日本非法命名钓鱼岛附属岛屿的重要的法律依据.中日邦交以来日本始终拒绝“共同开发”模式来化解钓鱼岛争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加紧实施独占钓鱼岛的步骤,借亚太紧张局势,大有加剧背离“搁置争议”框架的动向.如何判定“搁置争议”的效力,以国际法为视角,正确把握“搁置争议”与“共同开发”的辩证关系至关重要.     

一衣带水之中岂有无主之岛

考量钓鱼岛的领有权问题，不仅要适用现代国际法，更要适用古代亚洲国际法。日本政府“确认”钓鱼岛“无人”“无主”耗时十年时间，那样一种漫长的“确认”过程，恰好证明当时的日本政府知道钓鱼岛是有主的。钓鱼岛在中国近海，在东亚内海，与大洋中心地带的岛屿不能适用同样的国际法。     

日本政府钓鱼岛事件对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钓鱼岛事件对策,虽基本立场未有微动,但在具体方式上却经历了从政治处理、政治和司法二元处理到司法处理的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可视为有其必然性,主要在于日方对钓鱼岛事件在对华关系格局中的定位和成为决定事件处理方针制约要素的日本政治及国际政治的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     

美国介入韩日岛屿争端的立场演变

战后美国将独岛(竹岛)交予驻韩美军管辖,随后支持日本对该岛的主权声索,杜鲁门政府对独岛(竹岛)归属的立场变化是韩日岛屿争端产生的直接原因。冷战时期美国始终在韩日岛屿纠纷中扮演仲裁者角色。进入21世纪后美国掩盖对独岛(竹岛)主权归属的立场;同时推动日本搁置争议,拉拢韩国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从削弱日本、遏制苏联到防范中国,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威胁认知影响着它在独岛(竹岛)争议的倾向。奥巴马政府在表面"模糊"主权归属,同时加大对争端的调控力度,控制独岛纠纷对美日韩合作的阻碍作用。美国在独岛争端中的立场变化引导韩日岛屿争端呈现降温趋势,降低了东北亚各国联合应对日本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可能性。     

《庄子·天下》与中国古代学术史

《庄子·天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久被学者们所认识,但诸如:《庄子.天下》对道术体性的真正期望何在?其在论列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六经及百家之学时,其背后的学术内涵是什么?其对百家之学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原因何在?所有这一切最终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有何等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似仍罕为学者所尽数参透,因而有必要再予诠衡论析,考订评量。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政教制度实践对社会文化的辐射、影响之大,必须予以充分关注。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论实现两岸统一的文化基础

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极强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台湾地区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分支 ,它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在与台湾分裂势力进行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 ,也要与台独文化作斗争。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实现两岸统一 ,可以跨越目前的政治障碍 ,也可以更有力地打击台湾分裂势力 ,更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中华文化新的腾飞。     

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传播视阈——以《朝日新闻》2010年1月至9月报道为例

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给中日关系走向蒙上了神秘“面纱”,媒体此时发挥了微妙作用。从2010年开年至“撞船”事发前后《朝日新闻》的涉华报道可以发现,日本政府是国际传播的强势主体,报道的题材选择和倾向性选择受两国关系中的利益和文化主导,同时也受传播规律的引导,这种传播还能反作用于两国关系。     

《老子》中“自然”诸义及其在魏晋玄学之分殊

在《老子》中,出于"自"者不必合于"道","自然"虽合于道却因其"自"之不同而彰显出不同意蕴:万物之自然与百姓之自然虽出于"自"且合于道,却以圣人高度精神化的作为去除其内外之扰为前提。圣人之自然则以高度精神化的觉悟与修道守道为特征,而作为范导性的道之自然又是这些不同自然的前提与根据。故"自然"虽为一正价值,其价值却有质与量的差异。没有纯粹的自然,更不存在高于道的自然。在魏晋玄学家思想中,一方面,自然被提升为最高原则与最高价值;另一方面,《老子》中的几层自然义分别得到发挥。王弼发挥了万物之自然义,嵇康发挥了民之自然义,郭象发挥了圣人之自然义。以道之下的自然为自然,并以自然来规定道,道注定沉沦。以道规定自然,以道之自然为真正自然,道与自然或复明矣。     

老子之“德”英译得失考

《道德经》中“德”的范畴仅次于“道”,然而业界对其英译问题的研究却几乎未见.本文首先对老子之“德”的涵义进行梳理,再通过英译本中宗教类、哲理类、语文类和演义类典型译者对“德”的关键句的翻译比较,以及译者选词译“德”的心理历程的分析,得出译者因文化背景、历史根源、认知差异等原因,造成了他们对“德”的译解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体会“德”的内涵,只能触及到老子思想内涵的某个方面,其不准确性与不完整性,甚至失误与谬误,比比皆是.     

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

终极观是人的意义和价值观系统的核心,讨论中国人的终极观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因"德命"受挫而形成"时命"观,"时命"观挑战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需要更为本源的终极观来应对。孔子在内外心理框架的互动中,反思体悟而形成"仁"的终极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内外并重以获得充沛丰盈的生命意义感。无论后儒如何发展,儒家皆没有放弃"仁"的终极观,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地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功用。     

科学技术与山西区域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核心权力论的一个例证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摇篮,有史以来又多次执中国历史之牛耳,地位远过于今天的山西。对此,人们多从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去发掘其原因。从山西历史上的科学技术之内涵及其与社会历史关系看,科学技术起到了主要支撑与核心动力的作用,是科学技术撬动了山西历史以至中国历史的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