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孤及到权德舆:唐代姻亲与文学补论

独孤氏与权氏家族不仅自身构成姻亲关系,而且分别与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京兆韦氏联姻构成了姻娅之网络,这样胡姓士族与关中士族、山东士族构成了一个政事与文学交融的清流群体.文学复古之所以没有获得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数沉居下僚,萧颖士、李华等人均是如此,贾至、独孤及、元结等人开始地位上升,却没有形成居于...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论陶渊明的寒素性质及其在文学上的体现

陶侃出身于南方土著豪族,在两晋时代以北方高门士族为核心的士族社会中,其家族没有获得正统士族身份。陶渊明本人的真正身份为寒素士人,并且因生活贫困,常以庶民自居,与门阀士族社会有相当隔阂。渊明的立身制行也是典型的寒素士人的特点,其文学创作则突破两晋士族社会贵族文学的趣味,直接继承汉魏以来寒素文学的传统。     

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

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建构家族文学史不仅可以增添一个新的文学史类型,体现相关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对文学世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意义。宋代晁氏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尝试表明,家族文学史因其综合性能够获得观照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宏观视角;因其鲜明的时段性而有利于家族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考察以及兴衰规律的探究;因其独立的文学谱系而能显示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获得一个有效的家族文学批评尺度。家族文学史的内容应该兼顾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包含从历时性、共时性等多向度进行的考察,其分期应取决于家族文学自身呈现的阶段性变化。而总揽一代与历代家族文学现象的文学通史建构宜于采取文学世家史的形式,中国文学世家史的建构有利于把握古代家族文学现象形成、演变的全貌和阶段性特点,探究其兴衰起伏的内外成因,揭橥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     

金代文学家族的空间流动与文学交流

在女真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中,影响金代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金代士族因为战争、移民、迁都,以及科举仕进、朝廷党争、士人贬官隐居等造成空间流动,形成了与金源文化向金代文化发展相伴随的社会文化现象。总体来说,家族流动一方面增强了家族文化的影响,带动了多元地域文化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提高了金代文化、文学的发展水平。     

明清文学世家的基本特征

文学世家是一种与文学流派不同的作家群体,其基本特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在明清文坛上,文学世家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文学世家的形成有其多种原因,文化积累和文学传承是其形成的基本规律。文学世家在创作上会具有一些家族文化意味,其具体表现是在文学活动中的家族群体参与、家族意识及家学传承。与文学流派有很大不同的是,在文学世家中女性文学创作是一个重要存在,并成为文学世家的文学亮点之一。文学世家在明清文坛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主要表现为一个文学世家在理论或创作上某一方面的优势或特点,既是对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也往往成为某种文学样式在一定时期内的代表。     

六朝南方庄园经济与庄园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士族地主经济及政治权力的扩张,南方庄园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与之相伴的庄园文学也应运而生。庄园文学主要表现为描写庄园的山水诗与山水赋,庄园文学形式上描写庄园山水,实质上吐露的却是士人对士族文化生活的认可与审美,表达了士族的闲适生活及由此而衍生的隐逸心态。     

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

嘉庆、道光之际 ,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即使没有后来的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 ,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危机 ,也必然会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其中消息 ,最先为生活在这一时期具有敏感触觉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群体所窥知。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知识群体 ,一方面像惊秋之落叶 ,向社会预告危机 ;另一方面 ,则上下求索、寻求补救弥缝之良方。本文在对嘉道之际士林与学术风气转换历史背景考察的基础上 ,着重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的形成及其发展。文章认为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中 ,嘉道之际一代士人所开创的学风、士风、文学精神被继承延续下来。嘉道文学的主潮 ,为中国近代文学作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开场白     

价值判断背景的口头传统与文学史学结合

口头文学作为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历了持久的讨论．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各种文学史学彼此之间存在分歧。20世纪文学史学在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学理论体系。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口头传统研究虽然挑战了文学史观、文学史上的既定结论以及文学史叙述方法,但是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仍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史学应在价值判断、真实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变革,真正揭示口头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价值、意义和特征。     

兰陵萧氏与南北朝文学交流

兰陵萧氏作为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成就的一个南朝家族,在南北朝文学交流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南方的萧氏家族成员通过出使北方、接待来使、评价和介绍北方的作者和作品等各种方式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学交流。此外,萧氏家族成员也不乏入北者,尤其是梁亡以后大批萧氏家族成员进入北方,分布于关中和关东。萧氏家族的入北者有不少人因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受到北方士人的重视,他们与北方文人的交游,使南北文学的交流得以进行。     

晚明社群文人创作趋同倾向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社群文人的潜在门户意识,使得他们极力排斥来自他社的不利因素;但相对社内文人群体而言,此种门户意识更易导致他们思想行为的趋同倾向。究其因,主要有三:(一)文社领袖一般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思想为社内文人所尊奉;(二)同社士子多由亲属或者师生组成,在文学思想上,彼此之间往往具有渊源继承关系;(三)同社文人大多为本乡、本县或者本郡之人。这种趋同倾向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集体创作成果——社稿方面。同社文人的门户趋同意识容易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思想、风格等方面趋于一致,这对形成某一文学流派,掀起某种文学思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夸大同社文人趋同意识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有时同社文人在"过分"强调创作一致性的同时,也会忽视他们的独创精神而导致模拟倾向。     

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革新与文风变迁——论元和诗变与元和体

唐代中期的贞元、元和之际,为适应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和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传统儒学得到新的阐释,从而促发思想革新和文风变迁,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高扬和文学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同时,元和时代又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在文人理想破灭和心理的压抑下,使得元和文学在“明道”、“讽谕”之外,进而衍生两大流向:一是偏重奇险崛奥,二是偏重感伤闲适。作为当时文坛最重要现象的“元和诗变”,实际上正是那一特定的文化转型时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因素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因此,所谓“元和体”,显然并非仅是元稹和白居易的某种类型诗作的特指,而是包容着深广而丰富的时代性内涵。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地理交通视角下的五代巴蜀文学生态

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     

论《皇华集》诗赋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分别建立于公元1368年和1392年的中国明王朝和朝鲜李氏王朝在历史上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这为两国间的文学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皇华集》中的诗赋创作继承并发扬了古老的诗赋外交传统;拓展了古代文人诗歌酬唱的领域;在其他方面也给人们以新的启迪,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

刘知几处于文士以诗赋谄附帝室的武后、唐中宗时期,虽具史才,却不能不受时代文风影响。他认识到文史之间从合到分的演变过程,其追摹孔子、左丘明的复古心态,使他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现出文学的历史观;又以史律文,表现出历史的文学观。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唐代文人的审美与文化观照

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唐代文人受两性审美史的影响,文学创作体现了一种以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形态。在盛唐文人身上,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消除,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随着城市佛教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审美存在方式——唐代释僧小说出现在世人面前。     

论韩孟诗派的组合条件及其文化史意义

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学流派，韩孟诗派的聚合有其必然性。首先与大历、贞元年间江南诗人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其次诗派成员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乃至遭受压抑的现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具体诗人个性禀赋及气质趣味相似相投。韩孟诗派以奇险为创新的艺术精神与总体风貌，既有时代因素的促成，又有历史传统的延承，表现为审美时尚与诗史进程的联结与交汇。其结果既是诗人艺术个性的发挥，又是时代性文化精神的体现，更是文学史逻辑推衍的必然，具有多重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