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天乡试特点刍议

清代乡试是省一级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是科举考试全过程中竞争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级考试.由于清代顺天为京师畿地,地处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其科举的特点是受政治的影响极大,表现为:顺天的乡试贡院也是全国的会试场所、乡试名额名列前茅、"冒籍"现象突出、乡试案频仍并且量刑过重,甚至科举改革也从顺天贡院开始.     

己卯顺天榜乡试案实为诽谤案

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案,前科状元李蟠为主考,前科探花姜宸英为副主考。放榜后,落第士子起哄,以匿名揭文罗织罪名,御史鹿佑徇私弹劾,致主考放逐,副主考监中自杀。后经康熙主持复试,原取士子无一落第。事实证明,己卯顺天乡试并不是舞弊案,而是诽谤案。     

陕西贡院的历史变迁与价值

陕西贡院位于陕西西安,实为陕甘乡试考场,故也称＂陕甘贡院＂。明清时期来这里参加乡试的考生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湟地区以及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的书生,最多时有近万人。陕西贡院遂成为西北地区广大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集中地,造就了西安作为西北文教枢纽的历史地位,体现并发挥了重要的科举价值、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折射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学校教育的极端落后。     

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述评

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字伊辅,号养斋,湖南清泉(今衡阳县)人。生于1789年,卒于1869年,他一生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岳麓书院山长二十二年。丁善庆由顺天府学生中道光壬午科(1822年)举人,次年癸未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其历阶,为国子监司业,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读学士。其任职,为国史馆总纂,庶常馆提调、文渊阁校理,奏办院事。其使事,为戊子科(1828年)贵州乡试正考官,辛卯科(1831年)广东乡试正考官,乙未科(1835年)会试同考官,其秋顺天乡试同考官,广西学政,咸丰二年(1852年)加三品卿衔(参见曾国藩撰:《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君墓志铭》)。     

缪荃孙与两部《顺天府志》

光绪年间,清末方志学家缪荃孙先后辑佚了两部具有非凡意义的《顺天府志》：一部是1886至1888年缪氏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永乐）顺天府志》钞本;另一部是1879至1885年缪氏总纂的《（光绪）顺天府志》刻本。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缪荃孙完成了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志巨著,为后世学人编写方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范例,居功至伟。     

先秦儒家"顺天"自然观的生态学价值

先秦儒家的“顺天”自然观,包括“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生并存;崇拜上天,敬畏自然;顺天守时,善待自然;敬天佑地,持久利用自然资源等几个方面。先秦儒家“顺天”自然观体现了其环境伦理观念和生态保护意识。     

多士盈庭——元代会试的实施过程

会试是元朝科举的第二场考试,届时有大约三百通过乡试的举人从全国各地出发,前往大都参加考试。举人出发以前需要做一些准备,特别是筹备赴考经费。举人到达大都以后,一般租住在丽正门外,或准备考试,或进行一些社交活动。正月十五日以后,会试考试程序开始启动,二月初一日开始在大都南中书省东侧的至公堂考试。会试考官一般由中书省、翰林国史院、礼部等部门文职官员组成,考场分八个区,考试实行锁院、糊名、誊录等程序。由于会试直接关系到考生科举的成败,发榜以后有时会出现争执。元朝至正初年以后开始实行对落第举人任命学官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录取率低造成的矛盾。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招聘面试考官评分问题研究

面试作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甄选的重要手段 ,越来越被企业所接受和应用。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招聘面试过程中 ,考官对考生的评分具有高度一致性 ,是高质量的 ;考官评分时掌握的标准存在差异 ,但不影响面试的公正性 ;考官的知识、经验对评分没有影响 ;考生的表现对考官评分有影响 ,对中间表现考生的评分不易达成一致。     

20世纪在华日本报人与中日关系——以《顺天时报》为中心

《顺天时报》是20世纪初日本人在中国发行了30年的中文日报,也是于北京创刊最早的近代报刊。作为日本政府的机关报,《顺天时报》在宣传日本的对华政策、控制中国的舆论界等方面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后,该报受到中国各界有识之士的批判和抵制。本文通过介绍《顺天时报》的创刊、发行以及中日冲突下两国知识分子围绕《顺天时报》展开的笔战,考察和分析20世纪上半叶两国知识分子对中日关系的不同认识。     

试论《顺天时报》的停刊原因

《顺天时报》在二十年代极力为日本侵华狡辩，污蔑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正义行动。对它的恶劣表现中国学者进行了揭露。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和人民的觉醒，1928年9月北平人民因该报对山东问题的歪曲报道而自动起来抵制。在中国学者和报人的揭露及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下，《顺天时报》到1930年被迫自动停刊。     

略述《星轺日记》的史料价值

《星轺日记》系沈炳垣奉命典四川乡试,由京师入蜀,沿途记其见闻撰成。是书记载了沈炳垣由京师出发,经直隶、山西、陕西、四川到成都的道里里程,对途中的先哲圣人祠墓、风景名胜、寺院古迹都有记述,至于各地土地的肥饶、民俗的勤惰、年谷丰凶贵贱也不乏述陈,而对壬子科四川乡试,记载尤为详尽。从另一个侧面,该书也反映出主考官地位之尊和清末官场的一些习气。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明代南直隶各县举人地理分布的考察

明代南直隶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其举人人数在有明一代各大政区中人数最多。通过辑录和考订相关文献,获得明代南直隶举人的籍贯信息。对举人籍贯按县和散州进行统计后发现,明代南直隶举人分布集中,主要分布于华亭、武进、常熟、长洲等县,这也是南直隶各府的府治和一些在地理、文化方面较为重要的县,在举人分布上具有较强优势。因明代南直隶是首都、陪都的所在,这种钩沉、考核一定程度上能从一个侧面看出明代科举分布的一些真实情形。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的师范教育思想及实践评述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行使直隶总督之权责,大力执行各项新政。为兴办新式学堂提供师资队伍,袁世凯大力倡办师范教育,自此,清末直隶师范教育取得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且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初步踏上了教育近代化的轨道。本文主要探讨了袁世凯兴办近代师范教育的原因,采取的措施和意义。      

科举偏科及其对古代司法影响研究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以分“科”举人为特征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贤能治国、精英统治思想的影响及官府有意识的引导,致使人们从科举创制以来就产生了偏重进士科的“偏科”现象,在进士科一科独重的阴影下,主要以选拔法律人才为主的明法科逐渐式微且终被废除。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决定了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在日常工作中要承担重要的司法职能,而科举的偏科取士则加剧了古代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的倾向,造成了司法官员法律素质普遍低下,在清代则几乎完全由刑名幕友把持司法的局面。在司法与行政相分离、法律与道德有分殊的当代,“偏科”则为选拔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所必需,只是“偏”的方向已侧重于应试者对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这也是司法考试日益成为法律人的“抡才大典”的重要原因。     

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元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时断时续,其深层原因是蒙汉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综合必然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元代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的需要;至于元代科举内容和标准走向僵化,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蒙古传统文化简约、务实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