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更详细更具史实的研究,说明了政治斗争在朱熹的思想和道学的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理解政治文化与党争对于理解朱熹等道学士大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朱熹《中庸》解释方法论

朱熹思想体系的建构与<中庸>密切相关,其中就涉及朱熹解释<中庸>的方法论.朱熹对<中庸>的解释活动以朱熹为解释者,以<中庸>作为历史文献和解释对象,把朱熹与<中庸>联系起来的就是解释方法.这个解释方法不仅包括语言解释、心理解释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理在<经>文内"的研究思路.朱熹<中庸>解释方法具有历史性,这与<中庸>本身特点以及朱熹师承渊源等有关.     

英语世界王士禛的译介与研究

英语世界的王士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前为初涉期,这一时期的王士禛研究主要以作品简介、生平考证以及诗歌选译为主;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勃兴期,英语世界在本阶段出现了王士禛的专门研究者,王士禛的诗文作品也在这一时期被大规模地系统翻译到了英语世界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新变期,王士禛研究沿着上一阶段继续深化,而王士禛的译者构成也更为多元,呈现出若干新的质素。相较于在英语世界中"大红大紫"的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王士禛的译介与研究显得"不冷不热",然而,正是这种"不冷不热"的特征,使得英语世界王士禛成为了一个观照、反思中国古典诗歌译介得失的小巧别致的视角。     

宋明理学研究

在过去一年中,学界对于朱熹的经学思想与方法的论述颇多。朱汉民和肖永明都注意到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经学诠释特点,并指出朱熹在注重义理阐发的同时,并不废弃章句训诂,朱熹的经学兼取汉唐以下诸家之长,力求经文本义,将理学与经学统一起来。梁涛则注意到朱熹对于“慎独”的误读,并且揭示出这种误读所包含的经学诠释意义。而余英时先生晚年的倾力之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无疑是这一时段有关朱熹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将影响到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宋明理学研…     

历史世界是如何可能的——环绕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之思考

《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余英时先生对宋代政治文化史潜心研究的结晶。正如康德以回答"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从而在哲学史上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余英时则在描绘朱熹及其所处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上,推动了学界对于相关领域研究进路的一次"哥白尼式的回转"。全书架构及其行文逻辑都有着鲜明的余氏风格,而其留有余地而锋芒毕露的风格亦引起了一些争议,书中提及的内圣外王、道统等重要概念的辨析和相关史料的考证值得进一步探讨。哲学与历史的进路须要兼顾彼此,不能人为"搁置"任何一方,而朱熹的历史世界也只有在这两者"体用一源的显微无间"之中才可能得到较为公允的认识。     

民国时期的朱熹门人后学研究

民国时期,朱熹门人后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包括对于朱熹主要门人尤其是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等人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于朱熹门人的后传脉络的研究,以及对于宋元明清朱子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是现代朱熹门人后学研究的开端和学术基础,而且其中所提出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毛泽东于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话语,同时对世界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传播最为广泛的文章之一。该文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掀起过三次高潮。以这三次高潮（20世纪60年代,70—80年代,90年代至世纪之交）为线索,考察毛泽东《讲话》70多年以来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转型,从而揭示英语世界汉学家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转变,以及这些转变所体现出的知识社会学的变迁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     

《老残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与传播

《老残游记》在英语世界经历了作品的英语翻译、中国文学史类英语著述中有关作品的一般性介绍、文本的英语研究等多种跨文化传播形式。它们合力提升了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范围与接受效果。《老残游记》的英语翻译为英语世界的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直接的文本阅读依据,而中国文学史类英语著述中有关《老残游记》的简要介绍则有有助于英语世界对于作品背景与内容的初步了解。两者构成了作品在英语世界跨文化传播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老残游记》的英语研究为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的多角度解读提供了“他者”的参照视角,反映出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对于作者与作品跨文化阐释的独特立场,更是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进程中逐步深化的重要体现。      

经验与理念——中国对外政策思想三十年的发展及其意义

本文研究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外交政策思想发展的过程及其意义.文章主旨是梳理和分析三十年来中国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之间相互激荡的三个阶段以及它所带来的重大转变.在这些相互激荡中,中国外交理念发生了五个重要的转变: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从意识形态主导到经济发展优先的转变;从反国际体系到融入国际体系的转变;从阵营外交到全方位外交的转变;从双边外交到双边与多边结合并日益突出多边外交作用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对于中国过去的三十年,而且对于未来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笥河学士诗集》的编纂与流传

《笥河学士诗集》是朱筠去世后由其次子朱锡庚编纂而成。朱筠1781年去世后,在1781年到1801年这二十年间,朱锡庚不断搜寻朱筠的遗稿,到1803牟朱锡庚完成了二十八卷的《笥河学士诗集》。完成后,《笥河学士诗集》由朱家子弟递藏,后被朱柽之收藏,后又流于日本秃庵手中,最后被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至今。     

叔本华的自然意志论与中国哲学

本文的主题是揭示叔本华如何使一个不可能的自然意志论成为可能。在简要地评析了他所提出的哲学—逻辑学以及语言学的证明或证据之后,重点研究了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朱熹哲学的援引,并借助他与朱熹的遭逢比较了中西哲学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同与异。其中对国内哲学家冯友兰、李泽厚等关于宋明理学的某些说法提出了商榷性意见。     

朱熹理一分殊的理气论与冯友蘭新理学之对比研究

旨在针对冯友兰建构新理学形上学四项核心概念:「理」、「气」、「道体」与「大全」与朱熹哲学相对应之核心概念,进行对比性之研究。冯先生深受英美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之影响,认为这是正的形上学方法。他以这种方法对朱熹形上学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格义式的诠解,他自谓其新理学形上学不是照着朱子的讲法讲,而是接着讲,企图发展出一套新的中国哲学之形上学。朱熹的理气可分不可离,且富有机性的联系。朱子的「无极而太极」以「无极」来描述最高实有「太极」之形上属性。冯先生的理、气、太极、道体皆为真实(本体)之抽象思辨所得之概念,与朱熹机体宇宙论格格不入。冯先生真际与实际(现象世界)之割裂虽不契于朱熹的理在气中之宇宙观,然而,他引介西方新实在论来重构新理学之尝试和成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未来可能发展,提供了新视域、新思维法、诠释法,启迪之功不可没。     

民国学人对朱熹心性论的心理学分析

民国学者汪震、江恒源、陈钟凡、陈青之等从心理学的层面对朱熹心性论作出分析,并对其心理学思想作了阐述,认为朱熹对心、性、情、欲、意、志、才、知觉、思虑等心理要素作了界定,对各心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建构了初步的心理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分析朱熹的心理学在宋代心理学乃至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的地位。这种从心理学层面对于朱熹心性论的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史学之功臣乎?罪人乎?——兼与《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商榷

《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认为朱熹鄙薄读史治史,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此观点不够客观公正,原因有三:一是脱离朱熹理学思想来观其史学,未得其要;二是孤立片面地看待朱熹的史学思想,忽视了其提倡、研究史学的一面;三是没有客观地正视朱熹的史学成就及对后世史学的积极影响。     

朱熹《西铭》研究之影响

<西铭>是张载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字,对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西铭>研究在<西铭>的诠释史上具有最突出的地位.对于<西铭>理学地位的形成而言,二程虽开其端,但定其尊则是由朱熹最终完成.朱熹以"理一分殊"注解<西铭>,成为后世学者解释<西铭>的基本模式;通过注解、讲论和论战的不同方式,使得<西铭>的影响更加广泛;也正是由于朱熹的孜孜努力,使得<西铭>在张载的著述中获得了最突出的地位,后世学者谈张载著述者无不首标<西铭>.     

朱熹与《尔雅》

朱熹学识宏富,遍注群经,却惟于<尔雅>一经既无专门著作,又极少论说,学者对朱熹与<尔雅>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十分罕见.从总体上说,朱熹对<尔雅>持一种较为明确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其"不足据以为古".尽管朱熹对<尔雅>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但在其著作中对<尔雅>解说进行正面驳正的例子却极少,更多的则是对<尔雅>解说的撷取.朱熹对<尔雅>的态度,首先与<尔雅>一书的词典性质有关,词典的形式使它无法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其义理思想,因而难以引起主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更大关注;其次,朱熹对<尔雅>的怀疑态度,是宋代以来疑古辨伪思潮的必然结果,朱熹怀疑<尔雅>也是其辨伪学的重要成果.朱熹对于<尔雅>的言说应当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

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地位,唯有从其欧洲主流哲学的楔入和影响中方能体现,在朱熹时代的中欧哲学大势中,唯有托马斯·阿奎那的历史地位与之相当,而在17至18世纪欧洲的几种哲学新论中也不难发现朱熹哲学影响的鲜明痕迹。此外,朱熹哲学还成为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中重要的思想来源和资料。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反史倡史,一体两面——朱熹史学态度辨惑

朱熹既有不少排斥、反对史学之说,同时亦有许多赞同、提倡史学之论,这就令人对其史学态度生出困惑。从根本上而言,朱熹并不反对史学,他反对的只是将史学凌驾于、优先于理学之上,这是从辨本末之学来考虑的;另一方面,他反对作为权谋功利之说的史学,这是从义利之辨的角度着眼的。朱熹提倡史学乃是其格物穷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