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也论张载的“心统性情”

张载提出的“心统性情”一语经朱熹阐释、发挥后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但张载此语的本意却一直隐而不明。在破除此语是“孤语”的成见后,在张载思想体系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张载“心统性情’’所强调指出的是心包含性情二者。此语是张载心性论的重要命题,与其工夫修养论相关,但不能称其为工夫修养论命题。     

论朱熹“心统性情”哲学思想统摄下的文学观

朱熹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缘情”发生学观念,发展了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他从“心统性情”的哲学思想出发,肯定了诗歌创作源于诗人的情感体验,在“得其性情之正”的前提下“感物道情”,“涵咏自得”.“感物道情”是文学本质,主要体现在朱熹对《诗经》和《楚辞》的评价中;文学“感物道情”通过“涵泳”得以实现,最终达到“至圣”“至乐”的崇高精神境界.     

述朱熹“心统性情说”之文字学依据

“心统性情”一语出自张载,后来受到朱熹的极大推崇,朱熹将其阐发为“心统性情说”.朱熹在论及“心统性情说”时,常会分析“心”、“性”、“情”的字形结构,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为“心统性情说”寻得文字学上的依据.可见单就义理的论述,对于“综罗百代”的朱熹而言是不够全面的,同时也忽视了朱熹自己以文字分析与义理解说（或可说成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全面阐释.以文字分析与义理解说相结合的阐释,也会比只偏于二者中的一面进行阐述更为有据更加有说服力.朱熹结合义理的阐述,分析“心”、“性”、“情”的字形结构,为“心统性情说”（“心包性情”与“心主性情”两层意思）寻得文字学的依据,从而使得义理更为坚实有据,也进一步加强了义理的可信度.     

朱熹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思想演变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已发未发问题又被称为“中和”问题 ,朱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历过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重要变化。在旧说中 ,朱熹主“心为已发 ,性为未发” ,在新说中 ,朱熹主“心贯乎已发未发”。相应地 ,在修养方法上 ,朱熹也一改旧说的“先察识后涵养”而为新说的“涵养于未发 ,察识于已发”。正是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这一思想演变过程中 ,朱熹确立了自己的问学宗旨     

从王阳明“未发之中”看阳明心学特质

阳明认为未发之中既指心体纯是天理,即“有”的一面;也指心体鉴空衡平、无滞无染,即“无”的一面。心体廓然,无所偏倚,不牵于一理,不蔽于一隅,则必然发皆中节,感而遂通,妙合当时。这就是阳明“无中生有”的学问,而谨守其心即是达到无中生有境界的学问工夫。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税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致良知与致中和——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逹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李翱的人性论

李翱在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加强了子思的“诚”的本体论地位，从而“性”“诚”并举，完整统一了儒家天人关系和人与人类关系两个重心。在此基础上，李翱的人性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统一了善恶、性情、自然属性和社会道德属性的关系。但是，李翱的人性论中包含着善性产生邪情的矛盾，正是对这一矛盾的解答引发了宋明性的二元论的诞生。     

知识管理的哲学思考

知识管理是对以往管理活动的扬弃与发展。本文从时间与空间、感性与理性、物性与人性对知识管理进行哲学层面的思索 ,力图使人们对知识管理所出现的新特征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与把握     

论林纾的文体观

林纾的文体论是其古文论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之初，既有着对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撷精取宏，又不乏顺应时变的更新迹象。在对古文体的分类释名，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以及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他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作法。     

浅析孟子性善论的形上根据

关于孟子性善论的根据,学界有很大的分歧。有的认为是心,有的认为是天。立足于《孟子》文本,从时间层面和逻辑层面分析,孟子性善论的形上根据应该是天。由于孟子所处的独特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所以把天作为自己性善论的根据。孟子性善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宋明道学的嬗变及各流派的理论异同

宋明道学依自在的发展规律,先后形成了张载气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三大流派.由于道学宏观上具有天人之学的规模,微观上具有心性之学的性质,其基本思路是从"天"到"人"进而"天人合一",所以三大流派在"天"、"道"、"理"、"性"、"天人合一"等概念上有不同的理论理解.     

以自然之眼观物 以自然之笔写情——纳兰性德和他的清初第三派

面对明词流弊,晚明清初词坛许多词人和流派对此作出了很多反思、批判和探索,其中有云间派的复古崇雅,浙西派的以雅革俗,阳羡派的以豪放代柔糜等,这些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是在这其中还有标举性灵,以真情铲消浮艳的一派人长期没有被足够重视,这部分人就是以纳兰性德为首的“真情派”。这一词派独抒性灵、张显个性,是清词中兴的灵魂力量,其影响遍及整个清代和民初的词学。     

李贽“童心说”对俗文学的影响

以通俗小说和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一向被封建统治者和正统文人所不齿。明代李贽以“童心说”出发论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使通俗小说和戏曲可以具有与诗、文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李贽在实践上投身戏曲、小说批评,提出化工与画工的概念,初步建立起戏曲、小说批评模式。李贽这种以“童心”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观改变了俗文学一直被看作地位卑下文体的传统观念,不仅从美学品位上提高了俗文学的文本价值,并且促进了俗文学的传播和普及,对当时俗文学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朱熹"十六字心诀"释义

朱熹人心道心问题是宋明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朱熹从天理人欲 ,心统性情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 ,体现了朱子哲学既重理性又重修养的特征     

《文心雕龙》中"情"的美学内涵

在《文心雕龙》中“情”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贯穿创作论、文体论、鉴赏论的始终。学界大都从情与采的关系来讨论其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意义,而对“情”自身所具有的美学内涵有所忽视。本文主要从“情”所蕴含的生命美、理性美和形式美来解读其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所具备的美学内涵。     

从性伪之分合再论荀子性恶说

荀子对人性的关注,源于其设立的天人分途。他设定在人身上＂性＂＂伪＂二分对立,同时又主张二者相合,这二重关系构成荀子性恶论的核心。由性伪分,突出人的原初之性朴,由性伪合强调人归于礼义之善。性伪之分合,关键在于心的作用。因此,对荀子人性论的理解,不能仅追问＂性＂字的含义,而尤要在性伪二者的动态关系中去理解。所以,荀子的性恶是针对于礼义之善的恶,而并非本性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