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

《大公报》是近代史上一份十分重要的报纸。自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津门,至1912年2月23日,是英敛之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就是清末立宪运动由萌芽到勃兴乃至消亡的时期。英氏《大公报》不仅是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立宪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和支持者。对于立宪风潮的涌动激荡,《大公报》始则倡言于下,继则推动于中,不仅陆续刊登各地立宪的准备情况,公布政府大员的要折和各地来往的要件,还以言论和闲评的形式发表各界人士的评议,充当立宪运动的监督者。在国会请愿活动中,《大公报》予以密切关注,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积极为其造势。该文以此为突破口,对英敛之、《大公报》和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英氏《大公报》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并对立宪运动进行重新审视。     

《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及其对于今天的启示

在中国新闻史上,百年《大公报》是不得不提的报纸,它独特的办报理念折射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光芒。本文旨在从办报宗旨、办报实践、服务意识和职业报人四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它的专业主义色彩,并力图分析原因以及带给我们当今报业的启示。     

刘人熙与湖南《大公报》

刘人熙是湘绅著名领袖之一,在他身上具有一股强烈的爱国和民主思想。他于1915年9月1日创办湖南《大公报》,他把民族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融入其中。湖南《大公报》坚持正义的立场,赢得国民的好感,使其销数激增,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区有影响的大报。     

《大公报》对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宣传——以清末民初为主

军国民教育是通过对青年学生及国民灌输军事知识和尚武精神,强健体魄,振奋民族精神,最终达到“寓兵于民”、“强兵富国”之目的的一种教育。《大公报》能顺应时代潮流,反映时代要求,努力介绍和推动军国民教育主张,表现了其作为新闻媒体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民初《大公报》军国民教育主张产生的历史条件、具体内容及评价的探讨,意欲理清该报对这一思潮的态度和主张。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互为影响。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大公报》的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大公报》采用白话文,改良栏目,刷新精神,成为一份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另一方面,《大公报》把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内容传播给人们,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     

新记《大公报》特色综论

《大公报》是我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之一,由英敛之1902年创办于天津,至今仍在香港刊行,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1].1941年,《大公报》成为第一份获得美国“密苏里荣誉奖章”的亚洲报纸,这代表了《大公报》的世界地位.在《大公报》112年的发展历史中,新记《大公报》即从1926至1949年应属于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波澜壮阔的23年的斗争岁月里,《大公报》有许多办报特色值得后世继承与学习,尤其是在人才的选用与发现上,社评、副刊以及专栏的创办上给后世报界从业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五四时期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以长沙《大公报》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湖南妇女解放运动从要求婚姻自决权开始,继而发展到要求男女教育平等权、财产继承权、参政权等,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究其原因,一方面,湖南有一批如曾葆荪、吴家瑛、王昌国、王钰、许友莲、周天璞等为代表的非常优秀的觉醒女性;另一方面,也与<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的宣传鼓动是分不开.     

《大公报》广告及其特征——以1926-1937年为例

《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作为一份民营报纸,广告的重要性受到报人高度关注.尤其新记《大公报》时期广告业务获得长足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收入大幅增加,从而为该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广告编排手法不断创新、种类更加丰富多彩,标志着该报广告业已逐步完成现代转型.     

民权意识之扩张：舆论中的湖南自治运动考察——以长沙《大公报》为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且是唯一一个实践了省宪自治的省份,故而备受关注。更重要的是,众多湖南中小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使得湖南自治脱离了地方军阀及官僚所预设的官绅包办自治的道路,社会大众的民权意识得到了较大扩张。长沙《大公报》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的大量报道,从舆论角度呈现了当时湖南中小知识分子的态度,展示了在该运动推动下,地方读书人与普通民众的民权意识大为扩张的时代情境,尤其是在官治与民治、省宪与人权等多种政治诉求的交织博弈中,近代中国历史曲折发展的复杂面貌。     

《大公报》副刊建设的历史脉络及价值差异

创办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其极具特色的各种副刊亦为人所津津乐道。总体而言,《大公报》副刊种类繁多,有针对“识字不深”读者的综合性副刊,也有传播特定领域知识的专门性副刊,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其中,专门性副刊的分支——学术性副刊是《大公报》系列副刊中的一大亮点,也是知识分子媒介实践的重要园地,兴盛数年后却与受众的诉求逐渐背离,最终走向了消亡。     

《大公报·文艺》对《日出》主题思想的集体评论

对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都离不开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大公报·文艺》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副刊,主编萧乾组织了由当时文学界著名作家、评论家参与的对《日出》的集体评论。曹禺也发表了《我如何写（日出）》,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应。此次评论对于《日出》中“光明”与“希望”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文章通过对此次集体评论的梳理,还原出《日出》主题形成及其批评的历史语境,为今天解读《日出》提供新的视角。     

民国成立前《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对1902年至1911年《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进行梳理、研究,得出此间的《大公报》积极宣传现代体育思想,提倡＂尚武强兵＂、反对妇女缠足,积极提倡女子参加体育锻炼、鼓励各种体育社团的建立等内容。     

从小读者到小国民:《大公报》《益世报》与儿童国民意识启蒙

《大公报》和《益世报》先后在1927年11月和1929年7月创办了《儿童》《小朋友》两份儿童副刊,积极参与儿童教育事业,以塑造符合现代要求的"小国民".这两份副刊把强健体魄、完善道德、健全责任视为小国民塑造之基,注重以儿童自身主体体验引导小朋友发展自我、参与社会、完善人格,建构了一个既符合儿童认知结构,又被成人"把关者"信任的对话场域.     

杜威、罗素来湘讲学及其影响——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罗素应邀来湖南讲学。在当时湖南各报对其讲学的报道中,长沙《大公报》的记载最为详尽。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探讨杜威、罗素来湘讲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杜威在湖南讲学的内容主要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罗素在湖南演讲的专题为游俄经历及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受到思想界、教育界人士的热烈追捧;罗素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对那些正在为中国的前途苦苦思索、关注社会政治思想的年轻人影响较大。     

民国时期城市女性自由离婚的现实困境--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在婚姻家庭变革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不甘于承受不幸婚姻的城市女性开始逐渐冲破传统的“从一而终”的思想束缚,当婚姻无法维系时,尝试选择以离婚的方式还自己自由之身。但在民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城市女性自由离婚之路却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女性自由离婚的实现还需要其自身和社会做长期的努力。     

民国舆论视阈中的《大公报》

今人关于《大公报》的论著浩如烟海,却鲜有人关注时人对其怎样的印象。当时＂读报阶层＂对《大公报》基本是持认可态度,报纸的销量是最好的体现。但所谓树大招风,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大公报》对重大事件所发出的声音又不免会招来非议。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中主张＂不抵抗＂使其受尽了非议,很快又不幸背上了诱发＂闽变＂的黑锅;华北局势吃紧时的＂南迁＂被认为是不担当;而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两边挨骂,既被骂作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的软弱资产阶级,又被骂作＂向来亲共＂的＂赤色汉奸＂。时人对《大公报》的这些非议的背后不排除有单纯的爱国心的驱使,但更多的是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掺杂其间。     

宋代唯物主义法学家胡颖事迹著述与思想考述

胡颖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学者兼法学家 ,以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甚少。他曾经担任过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行政官员 ,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行政及司法审判经验 ,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政治思想与法学思想。其主要的法学思想体现在他所经历并撰写的司法审判案例中。这些案例大都保存在宋人编著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中。胡颖的行政司法事迹表明 ,他在中国无神论史以及法学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国家、政党、社会:基于认同匮乏与公共精神短缺的价值整合

社会转型期,经济领域的变革推动着社会价值趋向多元,价值多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个体价值的过度膨胀,由此而出现的价值冲突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着消解作用,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均衡,在国家、政党与社会层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认同匮乏问题。在社会生活领域,认同匮乏的具体表现就是公共精神短缺。由于公共精神短缺而导致的社会分裂会从根本上破坏国家和执政党生存、发展的土壤。执政党价值整合语境下的价值,其内在构成是以认同为核心,包括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社会认同三重维度,分别指向共同理想、行动力量和公共精神。执政党价值整合的路径在于通过建构国家价值体系、建设良好的公民生活空间、强化公民教育来强化国家认同,通过强化意识形态认同、形象认同、情感认同和行动认同来强化政党认同,通过建构公共价值规则、协同个体价值目标、强化社区认同来强化社会认同。     

让施耐庵归真返璞——就《水浒》作者问道于刘世德、马成生、应守岩先生

阐述《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平事迹至今不详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剖析以人废言的弊端,以张国光先生风范向刘世德先生进言,就马成生先生《杭州与水浒》提出不同看法,驳斥应守岩先生对耐庵故里——江苏兴化的诬蔑,呼吁海内外学人让施耐庵归真反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