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论宗族依附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现象的大量出现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现代宗族现象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而且体现着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宗族、公社等权威体系的认可在当代农村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最终的瓦解。个体农民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薄弱与社会竞争机制中生活的艰难共同构成了当今宗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族现象反映着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一种因改革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当代宗族现象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重新树立宗族的权威来解决。     

变迁中的农村宗族研究综述

中国农村宗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可以说是几经兴衰。在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今天,关键是农村宗族如何定位。我们把宗族的探讨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加以客观地评述,有助于人们更科学地、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宗族与社会,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民工潮"对农村宗族的影响--以江西姚圩镇为例

“民工潮”是我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产物,“农民工”则是向我国工人阶级过渡的新产业群体。江西姚圩镇农民凭借改革开放的动力,先后在深圳特区、自己的家乡建立了“深圳一条姚圩街”和“姚圩一条深圳街”。两个“一条街”鲜明地折射出“民工潮”对农村宗族变迁带来的深远影响,它改变了农村宗族的社会结构,减少了农村宗族的社会冲突。     

"九·一八事变"对东北农村宗族结构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势力深入中国东北农村,冲击了东北农村社会的宗族制度,使得民初以来宗族的变迁过程发生逆向性发展,宗族制的弱化过程发生改变而出现强化趋势,中断了中国东北农村社会正常的变迁过程.     

宗族网络、收入差距与农村家庭人情支出——基于CFPS2014的实证研究

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之下,人情支出负担过重成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从宗族网络结构的差异和村庄收入差距状况两个角度切入,对中国农村家庭人情负担的基本状况以及人情异化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家作为人情往来的行动单元,人情负担在不同家庭结构、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上呈现出异质性;宗族网络发挥了规范人情秩序的积极作用,在宗族网络强度较高、规模较大的地区,家庭人情负担较轻;收入差距加重了人情支出负担,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家庭人情负担越重,且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但同时,宗族网络能够缓解这一负面影响。本文呈现了乡村社会变迁中人情支出负担问题的区域性差异,并揭示了其核心影响机制,为理解农村居民交往行动逻辑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观察视角和机制性的理论解释。     

宋代宗族义庄述论

在宗族涣散的宋代,义庄济贫扶弱,旨在强化宗族的凝聚力,为宗族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范式和践行路径,受到了士大夫们的极力推崇和效仿,成为宗族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宋代义庄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因此,从整体性关照的视角出发,考察宋代义庄肇始的缘由、空间分布和发展态势,对管窥宋代宗族组织及基层社会的因革递嬗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近代宗族组织的内在结构

宗族是中国乡村社会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在近代,宗族的长期存留在于其自身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来自宗族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体现为祠堂、族谱、族田、族长和族规的有机结合。祠堂作为宗族的标志因拥有祖先神灵而具有号召力;族谱作为宗族的血缘纽带将一族人紧密联系起来;族田则在经济上支持着宗族的存在;而族长通过族规维护着宗族的正常机制。宗族内在结构形成的稳定状态使这一组织长期存留井对封建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农村的统治起着维护作用。因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宗族组织成为阻碍农村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湘军与湖南宗族变迁

湘军崛起使湖南声名大噪。湖南宗族在湘军崛起后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绅士队伍膨胀，宗族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宗族活动频繁；出现了众多名宗望族，这也是这一时期湖南宗族的一个显著特点。     

近30年来农村宗族研究述评

宗族是我国农村最古老的组织,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对人类的繁衍、生存与发展作用巨大,新时期仍将继续发挥作用。近30年关于农村宗族的研究涉及到农村宗族产生的原因、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的复兴、农村宗族变化、农村宗族功能等多个方面内容,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村宗族进行了探索,但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存在争议,对待宗族的态度不客观,对农村宗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居多。跳出传统静态思维,结合历史和农村的现实,用一种包容辩证的动态思维看待宗族,所得出的结论将会更为准确客观。     

农村组织化的宗族困境及其破解

在考察农村组织化的现状和宗族功能演化的基础上,文中分析了宗族转化的必然性,指出促使宗族功能转化、提高农村的组织化程度的条件。     

东山客家宗族组织与清朝地方政府的关系——以成都洛带刘氏宗族示谕碑为例

刘氏客家家族组织通过将族规在官府立案使其具有家内法律的效力,对族人进行全面的有效的管理,形成政府对基层社区管理权的下放和委托,使宗族的权威和作用大于保甲;清朝四川地方官在处理家族上报的违法案件时,充分照顾家族的意见,形成了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宗族领导人权力的合法性需要地方政府的确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也仰仗地方政府的权威以及宗族所订立的族规和所获得的有限的司法权,必须经官府立案批准方为有效,这又显示了政府的权威和对宗族的控制、利用以及宗族对政府的依赖和巨服.     

宗族祭祀仪式的分与合--基于云南省大理市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的人类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祭祀仪式的地点和方式,对祖先崇拜的信仰核心未曾造成彻底影响。段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人口与祭祖场地的矛盾,对自身组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分化后的祭祀群体能够在指定场地完成祭祖仪式以延续祭祀传统。家庭是段氏宗族祭祀仪式最基本的实践单位,它对仪式产生直接影响,决定着相应仪式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段氏宗族的祭祀仪式主要受到国家、宗族组织、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其经历的变迁可概括为：国家强处仪式弱,国家退处仪式盛;宗族经济政治功能弱化时祭祀仪式的文化意义增强;传统家庭结构并未解体使得宗族祭祀仪式的信仰内核恒久不变。     

转型时期农村宗族问题透视——有关皖中Z镇云村的个案研究

宗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宗族关系在发展中不断分化整合,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沉潜或繁荣直接受制于国家权力控制的程度.本文试图通过对皖中一个村庄的个案访谈引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村落宗族问题的新发展日渐式微亦或是复兴重燃?同时也希望能够折射出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特点.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明清宗族保障与基层政权运行关系浅析

宗族保障的产生,是我国传统社会国家救济匮乏,人们探求自我保障、团体保障的必然产物。作为依附于宗族的一个功用,宗族保障在赋税缴纳、地方治安、地方文化等方面间接地通过宗族组织对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积极或消极的后果。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宗族完全服从于政权,但其中既有家国同构、互促共存的一致性,也有强霸一方、挑战权威的矛盾和斗争。     

现代宗族变迁及其复兴原因

改革开放后,宗族组织快速复兴,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宗族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农村宗族的发展,会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道路的障碍,但是这无助于解释宗族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和现代化浪潮后依然方兴未艾的问题。抛开传统研究视角,探讨宗族是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宗族在中亚国家转型中的作用

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步入转型之路,经历独立初期的“休克疗法”后,中亚各国偏向了权威政体。对此,大多数学者都从苏联遗产、中亚的民族多样性和宗教多元性等方面进行解释,却忽视了中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宗族因素。文章尝试通过分析宗族在中亚独立时的社会作用以透视其对中亚国家转型的影响。     

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农户宗族和乡村自治的关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在20世纪初和改革开放之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沟通功能、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协调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