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逻辑起点、潜在路径和政策建议

[提要]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是我国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作为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手段,能够消弭城乡数字鸿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由于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人才队伍匮乏、产业结构单一,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面临较大挑战。本文试图从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出发,依托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方面,探索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潜在路径,并从数字乡村建设方案、地区管理理念、主体参与程度、政策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

[提要]“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方法论。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自治是主要内容,法治是保障底线,德治是辅助工具。中国农村可以划分为传统农村和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在建设环境上有所不同,传统农村以人口流出为主,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单一,事务复杂性低,面临德治影响广泛,法治薄弱,建设动力不足,建设能力有限的挑战;城市化了的农村以人口流入为主,第二、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多元,事务复杂性高,面临法治影响广泛,德治薄弱,建设难度较大,建设优势未被充分利用的挑战。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正视中国农村具有显著差异的事实,坚守完善自治主轴线,利用法治和德治共同促进自治的原则,区别对待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应强化法治建设,提高建设热情,增强建设能力,城市化了的农村应强化德治建设,正确认识建设难度,充分利用建设优势。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战略思考

[提要]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是实现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乡村特色优势产业肩负着助推产业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和生态振兴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要在创新引领、统筹协调、持续发展、扩大开放、共享成果等方面做出及时转变。与此同时,随着战略重心的转移,返贫风险长期存在、相对贫困群体庞大、产业发展短板及风险等成为了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现实梗阻。为此,应从统筹协调多方关系、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和帮扶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发展氛围等方面探寻转型策略,以便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中持续发挥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现实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

民族杂居地区社会治理兼具乡村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的双重属性。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社会治理需要将村民组织起来再造乡村集体,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青海民和杏儿藏族乡为例,从文化资本视域展示一个藏土汉三种语言交汇、藏汉信仰交融、半游牧与农业等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民族杂居社区是如何通过深度挖掘、整理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并进行有效融合建构出一个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文化单元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地村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低、地方政府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缺乏深刻认识等问题,提出将文化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     

数字乡村治理探赜:理论图式、主要限度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内在构成要素,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数字乡村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和治理的价值取向与行动指南。通过构建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理念结构过程目标”的理论图式,对数字乡村治理进行逻辑阐释。理论分析认为,数字乡村治理在理念上实现了从机械到智慧的升级,在主体结构上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协同,在治理过程上体现了从碎片到整体的智治,在治理目标上体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治理理念、主体结构、治理过程及治理目标的脱嵌,从而使得数字乡村治理的方向受缚、行动受阻、整合受限、转型受挫。为了更好推动数字乡村治理,应实现不同维度的再嵌入,提升数字乡村治理的绩效,需要从理念重塑、结构优化、过程升级和目标同频4个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发展主义或任务型治理： 农业技术革新中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

[提要]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在推进农业技术革新中普遍且长期存在着差异化结果的现象,即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趋近或者背离并存的状态。这是由基层政府究竟遵循发展主义还是任务型治理的行动逻辑导致的。在不同类型的压力型体制塑造的情境下,基层政府推进农业技术革新的行动逻辑存在较大差异。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塑造的组织内情境下,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常采用发展主义的初始行动策略。但在面对差异化的组织外情境时,基层政府又会对上述行动策略进行灵活调整。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会在自组织能力和自主经营能力等组织外情境较强的村庄由全面主导者变为协调者和辅助者,但在组织外情境较弱的地方则会优先扶持农业企业或者个别农业大户,有时甚至会加大对辖区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塑造的组织内情境的作用下,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只需要对标完成任务即可。在组织外情境较弱的村庄,基层政府会采取任务型治理的行动策略,但是在组织外情境较强的村庄,基层政府则会由任务型治理行动策略转变为发展主义行动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优化研究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是我国相对贫困治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在治理重点、治理地域、治理维度、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主体等方面发生了转变。文章通过分析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现状和特征指出,由于我国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在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立健全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开新与竞合： 乡村振兴中依法治理的传统文化之维

[提要]法治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与组成部分。但是,对于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乡村,在其实现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势必受到作为新兴思潮的法治文化的冲击。对于这种思潮冲击,如何既能保持乡村基本秩序与精神价值稳定,又能真正落实法治乡村建设,进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探求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的沟通与融合的进路。传统文化“开新”是新儒家希望搭建传统与现代沟通和对话平台的尝试,近代以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过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文化领域,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的变迁中,找到其合适的定位,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展出新的枝丫,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构建现代化中国基础、方向和发展路径的现实需要。因此,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空间,实际要提供解决乡村权力格局的现实与法治秩序的冲突、法治知识与传统文化知识话语体系的冲突、法治运行成本与乡村治理资源匮乏的冲突的空间;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路径,应坚持国家在传统文化遴选和开新方向上发挥作用;以山东曲阜的“三治结合”为例,探求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竞合,即文化子系统的竞合问题。法治建设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因此传统文化的开新不仅包含了儒家,也包含了法家、道家等思想,在传统文化开新遇到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艰难一跃的同时,还面临着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竞争。     

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逻辑理路

[提要]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的战斗堡垒,是党同人民建立血肉联系的核心纽带。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存在特定的耦合关系,以基层党建来引领乡村治理创新,以乡村治理来激活基层党建创新。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是由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党的初心和使命、党的优良品格、党的历史传统及乡村治理的困境所决定的,必须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坚定引领方向;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优化引领能力;汇聚多元主体合力,搭建引领网络;完善运行机制,巩固引领地位,以此实现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人工智能视域下的大学内部治理：逻辑、困境与路径

[提要]在自身技术段位和国家态度支持下,启发式搜索、机器学习、专家系统和人机交互四种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内部治理领域的应用,呈现出智能挖掘数据信息和知识、智慧提供备选治理方案、系统优化具体治理行为等技术逻辑。但透过人工智能视域看,大学内部治理既存在参与不足与功能缺位的治理主体之困,也存在行政主导与垂直领导的治理结构之困和工具理性与技术依赖的治理德性之困,从而也就限制了人工智能在其领域的应用。从大学内部治理的主体功用、组织结构、德性秩序三个维度探讨大学内部治理的优化路径,并对人工智能在大学内部治理领域的“交互”应用作技术伦理批判,以推动人工智能与大学内部治理的深度融合,为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及至新时代人才培养进行有益探索。     

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理解脱贫阻滞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提要]“等、靠、要”之风是当前精准扶贫面临的一个阻滞困境。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此类行为本质是“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引发农户对贫困治理的负反馈,而非长期固化的贫困文化思维或单纯的自利心理。“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包含了当前政府的贫困治理行动与乡村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之间的三重矛盾：第一,贫困识别的国家理性与农民的乡土逻辑之间冲突;第二,产业扶贫的运作规则与贫困户的弱社会支持之间不匹配;第三,贫困退出的底线性原则与贫困户的发展性考量之间矛盾。这三重矛盾是催生贫困户或非贫困户对公共资源的谋取行为的结构诱因。因此,只有深入政策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改善政策设计、促成政策共识、优化政策执行规则形成良性的贫困治理秩序,才能消除“等、靠、要”的脱贫阻滞困境。     

“三域”并进与“链式”推进：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融合行动

[提要]民族地区囿于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区位发展等原因,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既是重点更是难点,为此职业教育需要与多方主体协同服务乡村振兴。从产业融合、场域融合、主体融合三个向度出发构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融合模式,能够很好观照当前职业院校的实践行动。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下列问题：一是产业链条规划不清晰,县-镇-村产业耦合力度不足;二是职业院校大都以独立服务为主,教育资源缺乏集聚性;三是乡村振兴主体间利益链脆弱,未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后续发展中,应鼓励职业院校参与产业规划,打造民族片区产业集群;加强职业院校间的多边联动,建立职教乡村振兴联盟;创建利益共同体,营造乡村振兴主体间的联动生态。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再组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 ——以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为例

[提要]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探索则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案例。“十户一体”抱团发展模式源于当地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它在不改变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单元重构、精英再造、利益联结、监督考核和村规民约等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质的“农民再组织化”实践路径,其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化解基层内部矛盾,促进乡村脱贫与振兴和深化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破解和走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创新探索,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乡村文化治理：能动空间与实践路向

公共文化以其凝聚价值共识、规范社员行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精神家园的"软治理"功能成为形塑社会合理状态的重要测度指标,为其参与乡村社会价值引流、行动规束、问题处置、关系调节等治理行动提供了实践空间。现代性冲击及其促发的传统文化衰弱使乡村共同体面临着价值歧殊、权威流失、行动游离和认同衰减的解构风险,对此,乡村文化治理的实施应以公共性建构为实践逻辑,直面变化的人口结构,不断促进公共交往、重塑公共规则、拓展公共空间、革新公共精神。而以新时代主流文化予以价值引导、以内外主体调适促进权力效能整合、以情境共识营造建构集体认同、以行动规则填充促进秩序的自主生成、以地方知识提炼唤醒乡民文化自觉,则是其整合性推进乡村社会良性运转的可为进路。     

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协调路径

在乡村地区治理导向不断强化和发展自主权相对弱化的普遍趋势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凸显了治理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性。事实上,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并非现阶段独有的特征,而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另外,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程度不仅与基层组织体制的变动息息相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演变的阶段性;还与区域差异、地方差异以及村庄的类型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的地方性。因此,要协调好乡村振兴过程中治理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在认识到治理与发展不协调关系的普遍性、阶段性和地方性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理清乡村振兴中治理和发展关系再协调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