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大均与佛门的关系

清初遗民僧今种(屈大均)在番禺员岗村雷峰海云寺出家,拜函里为师;后又到南京天界寺转礼道盛禅师,受菩萨戒.他所以转换门庭,是因为与天然及其法嗣有矛盾.而矛盾产生的根源,又在于他与函呈等人只是政治上的同道,而不是思想上的同志.这位"僧服儒心"的袈裟遗民还俗后,曾大张旗鼓地辟佛.他这样做,在思想根源上来说是因为受到了其所持的儒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影响,他与大汕和尚的交恶,可能也强化了其辟佛的态度.     

多面人生──屈大均气节浅析

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儒生,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最佳的做法莫过于舍生取义了,但是面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大变动,屈大均和大多数士子一样茫然无措,只得逃禅求生。这和平常老百姓眷顾生命,追求善果的做法是一样的。不过他能交游志士、凭吊故垒、追怀先贤,进一步形成了儒生气质并弃禅归儒,积极参与抗清复明的活动,最终能忍受生活的煎熬以遗民终老,维护了一个士子的完美形象。其一生许多难解之谜多可以从他的儒生角色形成过程中的气节变化来解释。     

从由佛归儒到以儒衡佛——熊十力思想的归趣

熊十力的思想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918年以前,熊十力对王船山、老庄和佛学都有兴趣,思想比较杂乱;1920年后到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成为轮回论的信徒;1922年到北大讲授唯识学,自创《新唯识论》;1949年后,熊十力的思想从《新唯识论》时期的＂摄用归体＂逐渐向＂摄体归用＂转化,完成了＂由佛归儒＂到＂以儒衡佛＂的最终转折,以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终其一生。     

云栖袾宏的儒佛观

在明末"三教合一"思潮的背景下,云栖袾宏的儒佛观独具特色。首先,在彰显儒佛本旨的基础上,主张儒佛配合、儒佛相资为用。其次,为纠儒佛会通中"儒佛混滥"之弊,从概念、义理上严辨儒佛界限。再次,针对阳明后学狂禅之弊,以"止恶行善"之实行补救之。最后,强调以儒家伦常为本,作为净土修行之根基。袾宏的"儒佛配合"论,是在明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明末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屈大均的逃禅与明遗民的思想困境

屈大均于清顺治七年削发为僧,此时距清廷剃发令的颁布已过了5年的时间,所以"国变"及"剃发令"的颁布只是屈大均削发为僧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原因.该文指出,促成屈大均于此年削发为僧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父亡,二是广州城陷.屈大均选择逃禅,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保全性命来保存汉族文化的种子,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沙门不礼王者"的意念.屈大均在易代之际的生死困境中选择逃禅的取向,在明遗民中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面对国变,逃禅遗民既要面对生死困境,还普遍面临着儒释之争的思想困境,屈大均在归儒之后对儒释二家思想的辨析及对佛家思想的否定,既是对其十余年逃禅生涯的反思,也是由像屈大均这样的逃禅遗民"僧服儒心"的特殊身份和思想状态所决定的.     

契嵩“儒佛一贯”说的逻辑理路

北宋儒学发展的特点,以及儒者对佛教的抗拒,再加上佛教自身的诸多因缘,规约了明教大师契嵩所倡导的"儒佛一贯"说的内在的逻辑理路一从"义理"和"治事"两个角度圆融儒佛.契嵩的努力使历史上的"儒佛一贯"说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儒佛一贯"说客观上缓解了当时的儒佛之争,并且对随后中国佛教乃至日本的佛教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续论

儒术与贾事相会通的经商之道、兼求仁义的儒家品行、雅好诗书的书生本色以及向儒业的努力复归,是明清小说中一些弃儒从商者"儒"之情结的浓浓体现.这种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有其深刻的现实渊源.     

从政治遗民到文化遗民——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原因新论

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为清初文坛与遗民界极其重要的事件,长期受后人关注。然其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成为一大聚讼。深入解读侯方域的作品,可以看出其晚年为学趣向与青年时的狂儒、异端大异,而近于醇儒。这一转变,与清初特殊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体现出他试图"以道易天下"、通过"济满以汉"的方式以保存汉文化的思想。这种转向表明,侯方域已由早期政治遗民转化为文化遗民。这必然影响到他对出处问题的思考,成为其参加清廷乡试的深层动机。这不仅是解开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问题的关键,而且对研究明遗民的转型及出处策略的演变均有重要意义。     

儒佛孝慈伦理之异同——以戒孝一致论为中心

本文以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佛教"孝"、"慈"观念的思想变迁为考察对象,辨析中国儒家传统伦理在渗透性地影响中国伦理过程中,同样使佛教中国化地注入更多的人间关怀内容,使之最终归结为"戒孝一致"的伦理思想,进而表明儒家伦理不仅对佛教中国化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同时也对近代人间佛教思潮同样具有深刻的奠基作用.     

儒佛相通——由境界形而上学谈起

对于儒家和佛家来说,不存在一个外在的超越者。真正的儒和真正的佛乃是“内在超越”意义上的存在者,这种“内在超越”者不是远离人而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人的“心”中,存在于人的“性”中,存在于人的境界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佛是相通的,它们皆属于境界形而上学之列。     

张九龄罢相与王维思想的转折再议——兼论佛儒合一的宗教观念的政治效应

张九龄与王维的关系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 ,人们大多认为王维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一般表现为积极入世 ,后期则表现为消极避世 ,而王维思想转折是由张九龄罢相引起的。本文认为 ,张九龄任用王维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相近 ,而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情趣和艺术追求相似 ,因而张九龄罢相并没有改变王维的政治命运。文章通过分析王维前后期的政治生活和诗歌创作 ,认为王维的思想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转折 ,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一种儒佛合一的生存境界 ,前期如此 ,后期也是如此。王维的亦官亦隐 ,是他等同色空的佛教哲学的政治实践 ,因而 ,他前期的思想并非完全的积极 ,而其后期的思想也非真正的消极     

融通儒佛的焦竑文论

焦是明代一位誉著士林的学问家 ,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融摄儒释是其重要的学术特征。宽闳融通的学术态度 ,影响于文学 ,便不必以祖宗陈法及以“古法高格”为依归。认为诗可悟而不可传 ,“与宗门同风”。虽兼融和会 ,但又以儒学为本。他标举治世之音而又以变风变雅为务 ,尚实以矫摹形之习。重实尚用是焦文学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湛若水的儒佛之辨

湛若水从“虚”、“静”概念的分析展开儒佛之辨,落实于对“随处体认天理”命题的论证,将“虚实同体”和“至静未尝无物,未尝有物”中对“虚”、“静”关系的辨析贯彻于对“随处体认天理”这个核心命题的论证中。湛若水极力论证陈献章之学并非近禅,围绕对儒佛关系的认识与王阳明反复论辩,在划清儒佛思想界限的表象下,蕴涵他对明代心学援佛入儒及其思想发展趋向的深层思考。儒佛之辨承载湛若水忧虑儒学正统性的卫道意识和道德学说。“随处体认天理”与“主静”说之关系,天理良知是“现成”还是“人心的一念萌动”,对这些核心问题的论证,又体现他对儒佛之辨的自觉意识和深层哲学思考。     

山崎闇斋的"脱佛入儒"及其佛教批判

缕析被视为山崎闇斋与佛教决裂而以一介儒士或朱子学的信徒昭告世人的宣言书 ——《辟异》就会发现,该作乃是一部采撷朱熹、李退溪、薛敬轩、黄东发等朱子学者的"辟佛"言论而成的佛教批判集.虽然《辟异》之作谈不上是山崎闇斋独创性的思想发明,但其高扬朱子学之大纛、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且又与德川幕府进行政治合作,对近世日本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儒佛论争的东亚思想史视野予以考量的话,山崎闇斋佛教批判的理论话语和思维形态并没有溢脱出中国宋明理学"辟佛"论的藩囿,但从日本历史发展及其思想论争之变迁观之,其彰显出了日本近世由佛向儒的意识形态转变面向.     

萧梁遗民诗人的独特情感体验

江陵入北诗人普遍出身高贵,是当年随晋室南渡的北方世家子弟。在萧梁王朝时,他们身居高官,养尊处优,沉迷于歌舞升平,作诗仅为自娱娱主,为文造情,没有深情,也乏感人的力量。入北后,国破家亡,无限伤心事郁结于胸,借诗抒怀,使摄入笔端的所有物象皆贮满其作为一个亡国者的复杂心绪——自责、追悔、家国之思、亡国之恨,这正是其后期诗歌独特的抒情表征和意义。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耶佛并尊与弃佛从耶——老舍与曹禺宗教观比较论

老舍以中国传统文人强烈的社会历史使命感与爱国主义思想为中坚,兼容佛家的慈悲和基督教的博爱与救世精神,始终关注国民灵魂的拯救。尽管幼年老舍因为刘寿绵的施恩与佛教文化结缘较早,但他在宗教信仰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基督教。曹禺虽然在形式和组织上并未皈依过任何一种宗教,但是曹禺戏剧作品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宗教情愫鲜活地向人们昭示着曹禺与宗教的不解情缘。从家庭环境和氛围来说,曹禺具备同时接纳基督教和佛教的条件和可能,但是曹禺最终弃佛从耶,和老舍耶佛并尊的宗教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     

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以佛诠儒 返本归儒－－论袁宗道对“四书”的诠释

袁宗道是公安派中的首开风气者 ,他通过诠释“四书” ,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凭。与李贽及袁宏道的“狂禅”气象不同 ,袁宗道诠释“四书”虽出入佛禅 ,但归本于儒。他与宏道和而不同的学术取向 ,体现了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多样性。宗道的“四书”诠释 ,对张岱的《四书遇》亦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