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融资顺序新证:可转债发行公告效应研究

本文对中国截至2004年底发行的全部可转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可转债发行公告对股东价值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将可转债按股性价值大小排序后发现,发行股性可转债对股东价值的负效应小于发行债性可转债的负效应,这与Myers和Majluf(1984)模型的“优序融资顺序”不一致,反映了中国市场特有的“股权融资优先于债券融资”的融资顺序选择。结合考虑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结构,在回归分析中引入反映“二元”股权结构的变量,发现可转债公告效应不仅与股性价值负相关,与公司规模和发债规模负相关,且与股权流动性结构、非流通股帐面值和财务杠杆等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量正相关。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与治理结构的变革对中国资本市场融资顺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要影响。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视角的可转债融资的治理效应研究

通过在职消费、过度投资、自由现金流和现金股利支付4个变量间接测度管理者攫取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并运用中国A股市场数据实证检验权益、债务和可转债3种不同融资方式下(横向比较)以及可转债发行前后(纵向比较)企业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可转债发行将导致在职消费和自由现金流的降低以及现金股利支付的增加;但在抑制管理者过度投资中可转债并未发挥积极作用。研究结果为优化我国企业融资结构,完善内部公司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将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提供新的证据。     

股权结构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2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负相关,而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绿色创新正相关。机制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以降低数字化转型水平阻滞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遮掩效应;股权制衡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另外,异质性分析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负相关性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强;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     

授之以鱼，也授之以渔:资源和治理双重赋能视角下CVC与初创企业创新

创新是助力初创企业跨越“死亡谷”,实现可持续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然而,初创企业由于“新生”和“弱小”的劣势,创新资源和治理经验相对不足,制约创新活动顺利推进。CVC是由IVC衍生而来的新型股权融资方式,能够有效缓解初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资源和治理约束。本文以2009—2021年D轮投资之前的上市企业风险投资事件为样本,实证研究CVC对初创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验证资源赋能和治理赋能在CVC与初创企业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VC能更好地契合初创企业创新需求,显著地促进初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CVC通过为初创企业提供财务资源、非财务资源和创新人力资源支持,缓解创新资源约束,实现资源赋能;CVC通过派驻董监高为初创企业提供治理经验和治理决策支持,降低创新制度成本,实现治理赋能。资源赋能和治理赋能是CVC影响初创企业创新的中介变量。这些结论在理论上深化了中国情境下CVC影响初创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与作用机制的认识,在实践中为企业开展CVC活动以及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启示。     

融资约束下或有可转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基于不确定性投融资理论,探析或有可转债对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规模、投资时机及资本结构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而从缓解融资摩擦与压力的视角为企业引进或有可转债融资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结果表明:或有可转债的转换率对最优投资规模没有影响;相对于普通债券,或有可转债显著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压力,减少了非效率投融资决策导致的企业价值损失;当融资约束企业的收益增长率、转换率与转换杠杆较低,而所得税率较高时,或有可转债融资优势更加明显.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企业的影响研究

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金融创新产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培养资本市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使得企业获得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帮助企业提高治理水平和管理团队的素质,提高了企业绩效,促进企业的发展。但也给企业带来了管理权丧失和企业价值被贬等风险,本文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企业发展的双方面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政府补贴、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以2005年~2014年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资本投资取向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显著负相关,股权投资不具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而技术投资却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2)相较于中央和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利影响最大,尤其是获取了高额度补贴的地方国有企业;3)适度的政府补贴才能最好地释放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果,补贴额度过高时,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投资未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4)地区市场化水平不仅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削弱了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理解导致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本投资活动成因.     

含股权回售与赎回条款的或有可转债定价研究

为兼顾发行方与投资者的利益,确保融资效率,本文设计了含股权回售与赎回条款的或有可转债(share-putable&callable CoCos,SPCCs).首先将其分解为普通或有可转债多头、下降-敲入看跌障碍期权多头以及上升-敲入看涨障碍期权空头的组合;然后针对债券价值的“路径依赖”特征,引入Jarrow-Turnbull模型确定生存概率,继而推导出以股价为触发器的SPCCs定价公式;最后针对瑞信集团(credit suisse) 2011年2月发行的或有可转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SPCCs价格与债转股触发强度增速显著负相关;同时发行方股价波动率会对SPCCs价格产生间接影响,且影响方向取决于“CoCos价值随股价波动率的增加幅度”与“股权回售与赎回条款价值随股价波动率的减少幅度”孰大孰小.     

股票市价、所有权特征与公司投资行为研究——基于股权融资依赖视角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了股票误定价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模型.在模型阐释和制度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在不同的股权融资依赖度和所有权控制特征下,对股票市价与公司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在相同的股权融资依赖度下,地方政府所辖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大于民营产权控制和中央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股票市价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不同的所有权控制特征和治理效率而存在差异;监管机构加强对融资需求的评估与公共治理的强化,是抑制地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资金配置自利动机的有效途径.     

可转换债券融资相关事件的股价效应研究

本文对我国可转换债券融资相关事件的股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拟发行可转债公告、可转债发行和转股启动等事件均具有显著非零的股价效应,而股东大会拟发行可转债公告、发行公告和可转债上市等事件不存在显著非零的异常收益。这表明市场对可转债融资行为的反应有一个过程．并非董事会拟发行可转债公告后市场就已经消化了公告的内容。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可转债融资行为所引起的异常收益,可用总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流通股比例、权益市值对面值比率,以及稀释度（或相对发行规模）等因素来进行解释。     

基于可协商的可转换债券和企业资本结构

本文将债务协商机制引入利用普通股和可转换债券融资的上市企业,在一个动态模型框架下分析其对债券投资者行为和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首先分别对采取破产清算和债务协商下,利用可转换债券和普通股融资的企业建模;然后利用风险中性定价方法给出企业证券价值的显示解;最后通过数值结果分析债务协商机制的影响并给出经济解释。数值分析表明:相比企业破产清算,协商可以提高企业价值、股权价值。当股东的谈判能力在一定的范围时,协商可以提高债券价值、降低企业杠杆率,增加社会福利。股东谈判能力越强,可转债投资者的转换时机越早。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可转换债券的融资理论,为可转换债券融资企业的去杠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

以融资融券机制推出为背景, 运用我国内地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 成为融资融券标的后, 上市公司高管离职与高管薪酬对于公司绩效的黏性均有提高, 表明融资融券可以作为外部公司治理机制.机制检验显示融资融券是通过促进公司信息释放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进一步分析显示, 当公司面临行业竞争压力较小或面临财务约束时, 融资融券对于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最后, 将融资和融券分开分析, 发现融资机制和融券机制均对公司治理有提升作用.证明了融资融券机制可以提高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监督, 促进企业信息释放, 从而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融资融券机制推出为背景,运用我国内地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成为融资融券标的后,上市公司高管离职与高管薪酬对于公司绩效的黏性均有提高,表明融资融券可以作为外部公司治理机制.机制检验显示融资融券是通过促进公司信息释放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当公司面临行业竞争压力较小或面临财务约束时,融资融券对于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最后,将融资和融券分开分析,发现融资机制和融券机制均对公司治理有提升作用.证明了融资融券机制可以提高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监督,促进企业信息释放,从而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关于我国可转债定价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无套利原理分析了我国可转债价值应满足的理论模型,通过对使用有限差分法和LSM方法求解模型结果的比较,得出LSM方法对可转债价值的计算更为有效;根据我国已有的可转债数据,本文分别就含有两种不同类型附加条款的可转债价值所应满足的边界条件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市场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我国当前市场对可转债价值存在普遍大幅度高估的现象,同时,根据市场数据分析发现我国曾经出现过的强制性特别向下修正条款所体现的超额价值并未被市场和广大投资者所认知,更由于其限制了公司利用可转债进行融资的灵活性,而使其逐渐淡出可转债市场.     

银行股权关联、银行业竞争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公司参股银行为视角,在行为金融理论、企业组织理论与信贷融资理论相融合的分析框架下,构建基于异质预期的信贷配置模型,探讨了银行股权关联和银行业竞争影响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传导机理。以A股民营企业2006~2013年的数据为例,运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等方法,我们发现:参股银行和提高银行业竞争性均能显著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参股比例越高该效应越强,且两者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存在替代关系。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银行股权关联对资本配置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即银行股权关联所带来的融资优势能够减少因资金短缺导致的投资不足,但代理问题的存在也可能导致银行股权关联被部分异化,使其对于资本配置的正向作用减弱甚至被异化为利益寻租的工具。上述结论既丰富了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司财务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银行股权关联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未来盈余定价——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本文探讨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企业未来盈余分解为行业成分和公司特质成分,考察股权激励对不同成分未来盈余定价的影响,以及不同模式股权激励对上述关系影响的差异。利用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6年间的数据,本文发现:(1)股权激励提高了当期股票收益率与企业未来盈余的相关性。说明管理层股权激励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2)管理层股权激励并不影响投资者对行业成分未来盈余定价,但会加速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定价;(3)管理层的股票型激励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同时也能加速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定价,但股票期权激励并无上述作用。研究结果意味着,整体而言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信息披露的代理问题,激励管理层向外部投资者披露更多高质量的公司基本面信息,从而降低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信息的搜寻成本,最终通过加速公司特质未来盈余信息融入股价来促进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本文揭示了管理层股权激励促进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的微观机制,同时,研究结论对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盈余管理、公司治理与可转债绩效滑坡

选择可转债融资为切入点,以2000年至2008年为研究期间,以中国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采用PSM方法对初始样本进行配对以控制样本自选择问题,对再融资后的绩效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探讨引致可转债再融资后绩效下滑的原因。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发行可转债的公司绩效显著差于配对公司;在可转债转股高峰期,发行可转债的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向上调整当年利润,即存在基于转股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虽然发行前盈余管理反转是可转债发行后绩效下滑更多的原因之一,但是公司治理却能够有效地制约盈余管理反转效应对可转债发行后绩效滑坡的影响;在保持对可转债发行前和转股高峰期的盈余管理予以重点监控外,加强公司治理的建设更是防止发行后业绩下滑的重要举措。     

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治理效应

融资结构不仅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且还影响着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控制权的分布状态。而融资结构不单是一个融资契的的选择问题,更重要的是资金背后产权主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某种制衡的配置问题。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导致股权与债权之间的比例关系并没有真实合理地决定和体现公司基本权利分布状况,其融资结构没有产生应有的治理效应。本文在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治理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因分析

本文从企业融资模式、融资成本、股权融资与公司治理、股权融资的效率和股权融资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因进行分析.     

并购业绩对赌、企业创新与发明者流动

本文研究并购交易中的业绩对赌条款对并购后目标公司技术创新和发明者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未签订对赌条款的目标公司，签订业绩对赌条款的目标公司在被并购后，其创新数量和质量均发生显著的降低，这一效应随着业绩对赌所施加的业绩压力的增加而增加。进一步研究业绩对赌抑制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并购业绩对赌导致目标公司削减研发投入，并致使发明者离职人数增加和新聘人数减少，这些都削弱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别于以往研究普遍强调业绩对赌契约对管理层的激励作用和对业绩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对赌契约的弊端，从而为并购双方设计更为合理的契约条款提供决策借鉴，也为监管部门通过加强并购市场监管推动企业创新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