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

在中唐众星堆灿的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李贺以其瑰奇诡异“虚荒诞幻”①的诗作卓然而立，并独树一帜而大放异彩。然自晚唐诗人杜牧那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②的评语一出，长期以来，在我国诗评界，李贺诗歌“少理”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张戒在《岁塞堂诗话》中说：“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子少理。”王礼锡先生也说：“他的‘怪’的修辞法——（指李贺诗歌险怪奇特之风格——引者注）有时几乎超出于情理之外，所以招‘稍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之…     

幻觉思维：李贺歌诗探秘

幻觉思维：李贺歌诗探秘林继中（漳州师范学院）杜牧《李长吉歌诗序》称李贺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只要“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自此，李贺诗“少理”几成定论。然而，李贺自有李贺的理，不在君臣理乱，不在美刺怨怼，而在生与死的美学沉思...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

应制诗,制,据《史记·曲礼下》“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又,《史记·秦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顾名思义是应帝王之命而制作的诗,应制文如之,后世有称这类诗文为应制体。提起应制诗,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专门谄谀帝王、歌功颂德之诗,连权威辞书《辞源》上释“应制”也说是“唐宋人诗文有以应制为标题的,皆是应皇帝之命而作,内容多半是歌功颂德,蹈袭陈言”。我查阅唐宋人应制诗,多数根本就没有歌功颂德,极少数的诗文歌功颂德成分都微乎其微。查《全唐诗》中众多诗人写过应制诗,皆应皇帝之命而…     

张恨水诗的语言艺术

张恨水先生是当代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先生也是诗人。读罢《剪愁集》,我想起了郭沫若关于鲁迅先生诗作的论述：“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必臻绝唱。”我是否也可以这么说,张恨水先生也无心成为诗人,但他的诗作和小说是珠联壁合的。尤其是诗语言,和他的小说语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很值得研究。朴质,大巧之朴张恨水的诗极少用典,语言也少雕琢,有时甚至白话人诗。袁枚说：“诗直扑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是浓后之谈”。（《随园诗话》卷五）大巧之朴,大俗而雅,大实即朴,它都是去雕琢粉饰,刻意求工之后…     

超越生命的羁绊——论李贺诗的超我意识兼及其意识构成

<正>唐代诗坛上出现过一个超绝尘寰、迥异常人的天才诗人。他是唐宗室的后裔,但家世早已衰落;他有“拿云”之志,却一生困顿沉郁;他大器早成,但疾病缠身,生命短促;他生如流星之迅忽,但他的诗却流芳千古,生命不息——他就是李贺,人们称之为“鬼才”的李贺。在李贺短促而充满痛苦和苦闷的一生中,他以其特有的灵智、特殊的精神状态创作了众多神奇瑰丽、异彩迸现的优秀诗歌,使中国诗坛激起了无边之涟漪,也给世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长期以来,由于李贺的诗素有“奇而入怪”、“失于少理”、“虚荒诞幻”的实誉实毁之称,因而学术界仅注重了     

关于“山鬼”——和郭沫若、姜亮夫、马茂元三位先生商榷

姜亮夫先生说:“然以本篇细绎之,则山鬼乃女神。而其所言,则思念公子灵修之事。灵修者,楚人以称其大君之谓也,则山鬼岂亦襄王所梦巫山女神也耶?……则山鬼为神女之庄严面,而神女为文士笔底之山鬼浪漫面矣。姑说之以待世之好楚辞者。”(见《屈原赋校注》263、264页)郭沫若先生说:“‘采三秀兮於山间’,於山即巫山。凡楚辞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如‘於山’非巫山,则於字为累赘。”(见《屈原赋今译》32页注语)马茂元先生说:“象《离骚》、《九     

荀鹤诗非咏华山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三》附说二《说华山之华字》谈到:“杜荀鹤诗中‘华山’之‘华’即读平声”,并举“不知三尺墓,高却九华山”、“惟将六幅绢”句为证。经查:华山虽有太华山之别称,却没有九华山之名.这九华山只能是原名九子山、号称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那座了.因为唐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李贺年寿小考

今之研究李贺者,皆以为贺年二十七而卒。恐盖本之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一语。又沈亚之《序诗送李胶秀才》亦云贺“年二十七,官卒奉常”,其说似是。然李商隐《李贺小传》则云:“长吉生二十四年,位不过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非美为美”与“恶之花”及其他——李贺与波特莱尔诗歌美学比较谈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真善美相统一为其正宗,而且形成了一种“喜单纯、明朗、反繁芜、晦涩的特点.”(李春林《东方的狡黠》文艺报87.8.22)可是到了唐中叶以后,却出了一个“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的诗人李贺,且其诗“辞尚奇诡”,不仅晦涩难懂,而且“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他因此被人称为“鬼才”、“鬼仙”、“诗鬼”.鬼者,阴气之所结也,若通读李贺遗留下来的二百余首诗歌,确乎有一股凛凛然     

论通感与诗美

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格,是一种多元的美感概括。 通感之于诗,我国古今均有见用。近年尤甚。这是一种新的诗美学的流势。但因为文艺理论界忽视了对这一艺术手法的规律及其美学价值的探讨,以致一些运用通感手法写的诗,常被人斥之为“朦胧”、“晦涩”、“怪奇”,甚至定为“病句”,故有必要予以具体分析。 通感,在生活中 关于通感现象,应该说人们早已注意到了。 北宋词人宋祁有一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历来为人称道。清人李渔却不以为然。他在《窥词管见》中说:“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见之也。‘闹’宁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针对李氏的观点,时人方中通曾予以反驳:“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红耳。诗词有理外之理,岂同时文之理,讲书之理乎?”但,什么是诗的“理外之理”?方中通也未讲出个所以然。     

《谈艺录》辨正一则

王国维《杂感》诗：“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驰怀敷水条山里，托意开元武德间。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 钱钟书《谈艺录》第三则“王静安诗”云： “‘敷水条山’四字，亦疑节取放翁《东篱》诗： ‘每因清梦游敷水，自觉前身隐华山’，以平仄故，易‘华山’为‘条山’。然‘敷水华山’乃成语，唐于邺《题华山麻阳处士所居》即云：‘冰破听敷水，雪晴看华山。’”又，〔附说二〕“说华山之华字”引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下之说，谓华山之“华”，不当为去声。又云：“《水经注》卷十…     

李贺《雁门太守行》发覆

李贺《雁门太守行》发覆熊飞据唐代张固《幽闲鼓吹》记载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时吏部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夺压城城欲推，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由此可知《雁门太守行》乃李贺首至韩愈家中...     

谈楚令

令、周令及其变化令,是先秦时期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和范畴。《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曰:“教之《令》,使访物官。”韦昭注曰:“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甚确。《说文》“令,发号也”。段玉裁注曰:“‘号部’曰:号者,呼也。‘口部’曰:呼者,号也。发号者,发其号呼以使人也,是曰令。‘人部’曰:使者,令也。义相转注,引伸为律令、为时令。”令与命音义相通,《说文》“命,使也,从口令。”段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据此,是命、令同义,初指口之使人,以后则主     

沈括诗句订误

《全宋诗》册一二卷六八六页八○一八沈括诗句“黄金碾畔绿尘飞 ,碧玉瓯中翠涛起。”(《尝茶》、《学林新编》卷八 )。按 :此非沈括诗句 ,而为范仲淹诗中之句。宋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九 :“范文正《采茶歌》为天下传诵 ,蔡君谟暇日与希文聚话 ,君谟谓公曰 :‘公《采茶歌》脍炙士人之口久矣 ,有少意未完 ,盖公方气豪俊 ,失于思虑耳。’希文曰 :‘何以言之 ?’君谟曰 :‘公之句云 :黄金碾畔绿尘飞 ,碧玉瓯中翠涛起。今茶之绝品 ,其色甚白 ,翠绿乃茶之下者耳。’希文笑谢曰 :‘君善知茶者也 ,此中吾诗病也 ,君意何如 ?’君谟曰 :‘欲革公诗…     

《史记》中的骚影

鲁迅先生把《史记》比作“无韵之《离骚》”。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史记》中不仅有《骚》之情,《骚》之旨,而且《史记》与《离骚》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也基本相似。一句话,《史记》中明显地存在着《骚》影。 司马迁富于诗人气质,感情特别丰富。刘熙载说他是“学《离骚》得其情者。”(《艺概》卷一)。可见《史记》与《离骚》在情韵上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诗与史之间,本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离骚》中有着饱含激情的史:“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而《史记》中则处处流露出带有《骚》情的诗:《屈     

试论律诗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一般初学作诗的人都知道“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这两句歌诀,但不知其来历。前人的诗话,很少有提到它的。惟清初王士祯口授、何世璂笔述的《然镫纪闻》及王夫之的《(?)斋诗话》有之。《燃镫纪闻》说:“律句只要辨一三五。俗云‘一三五不论’,怪诞之极,决其终身必无通理”。王士祯但诋斥为怪诞,而下文忽论诗的结尾,没有任何说明。王夫之的《诗     

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