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身份认同"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指人归属的某一种社会范畴或类型,即所说的身份;第二层特指一个人对自己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身份认同具有激励作用、组织文化作用,同时拥有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起到类似于制度的功能。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特定政治结构。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友谊的可能性——一种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机制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传统支持机制已经失去了固有魅力,其危机已然成为现代性境况下紧迫的本体性安全问题。对友谊的现象学构造和社会学结构进行探究可知：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友谊之“真正的”自爱基础、意义价值的自我生产与衡量体系、主体存在性地位的自我认识与确证的主体间性构造,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自我一致”从而实现“自我认同”的实在性条件;另一方面,友谊关系主体之间的共享恳谈、他我意向性态度、行动自律与道德自觉,则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他者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团结”的有效机制。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化、资本逻辑的宰制以及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异化,使得人们对友谊的建构几乎完全沦落为私领域的个人事务。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友谊要重新恢复其作为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之重要机制的角色,既有必要启动人类心灵解放的第二次远航;还有必要对促进友谊之社会性伦理品格的提升加大政治性的集体投入。     

清代宗学、科举与宗室知识精英的社会认同——兼论新清史“满洲认同”的转向问题

清廷自设立宗学以来,便将其视为培植"满洲认同"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由于缺乏宗室子弟所必要的"社会认同",宗学内的清文、骑射教育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至嘉庆年间,宗学最终流变成扶植贫困子弟的一所义学。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对宗室成员重新开放,宗室子弟在取得了进士、举人新的社会身份后,成为宗室知识精英,在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社会尊严方面备受尊崇。科举制成为宗室知识精英赢得社会认同的纽带。宗室子弟弃"学"从"举"的背后,是满洲子弟价值观由"满洲认同"向"社会认同"外在转向的一个缩影。西方新清史学者所认为的18世纪"满洲认同"经历了一个由"文化"到"制度"内在转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乡村中学生基督徒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基于甘肃W村的田野调查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一个基督徒较为集中的村庄的田野研究, 探讨了乡村中学生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同时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和科学文化而经历的文化冲突和由此引发的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发现,宗教风俗的冲突给中学生基督徒带来的文化冲突较为普遍,不过,中国人集体主义取向的应对模式,“人情”大于“神情”的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这些冲突;对中学生基督徒来说,初中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学校主导的科学知识得到更多的认可,对宗教知识产生了疑问,随之信仰产生了分化。     

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呈现地区差异和多重复合等特点,三重复合-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两重复合-中度不确定性风险和单重-低度不确定性风险三种结构的社会风险共存。研究发现,公众普遍对低不确定性的单重风险感知最高,对高不确定性的三重风险感知最低;教育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对高不确定性三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底层社会群体则对低不确定性单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从公众在三种感知结构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公众的风险感知包含了对转型社会多重风险并存、交互影响和交互作用的认识,即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风险投射。     

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中国单位组织中何以未能发生变革或终结其制度的集体行动？解答该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本文认为,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式,已为研究中国单位生活中真实的行动及其制度再建构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的研究,应当是对该理论的若干假设进行修正,并将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行动理论的基础之上。这种特定的行动理论即本文旨在建立的中国人的自我行动理论。本文的论点是,中国人并非是个人行动者而是自我行动者。自我行动受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的驱动和约束。从自我行动到关系行动,再到小集团或派系行动,构成了中国人自我行动的逻辑进程。透过这一逻辑进程及其引致的后果,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后苏俄时代的社会认同：经验证据与理论解释

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近期后苏俄社会的转型研究中出现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了个人认同不同社会群体和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这些群体和共同体包括种群或民族国家,社会身份地位或边缘群体等各种社会文化建构。很显然,这些纷繁多样、重重叠叠、共同拥有而且又很偶然的“认同”,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也为社会行动的新“行动者”的形成提供了新形态。在政治和经济转型时期,     

论多元文化主义对政治文化认同的强化——以美国社会为例

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内涵是承认文化多样性所产生的差异,并承诺差异之间的平等性。政治文化认同是内化于心的、对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固有信念与身份定位。多元文化主义常常被认为会削弱政治文化认同并造成社会的分裂与动荡。本文结合美国社会的经验,阐明由多元文化主义所培育出的宽容开放的政治文化氛围,非但不会成为凝聚人们爱国力量的障碍和阻力,反而会加强人们的认同感,尤其是对政治文化的认同。     

转型社会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

目前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仍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表现为较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以权威政治为组织保证;以身份制为运转前提.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出发,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需要转型.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应由传统模式转变为市场化、社会化、法制化、信息化的模式.     

城市居民个人背景与职业适应性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所得资料,定量描述了现阶段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基本情况,并运用高级统计方法探讨了与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相关的因素。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较高。与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有本人的政治面貌、勤奋与否、职称水平（中级、高级）、母亲一般职务以及社会网络规模。通过上述的分析与讨论,笔者初步构建了一个关于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性的分析图,试图阐释了城市居民阶层背景因素、竞争能力因素、社会支持网因素对其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关系。笔者认为,相对而言,城市居民的竞争能力对其职业适应性的影响更强一些。     

New Pover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Taiwan

Over the past decade, Taiwan has witnessed a rapid increase in its population of newly impoverished individuals. Driving this increase is the shift of Taiwan's traditional production centers overseas, especially to Mainland China. Us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o explore this new phenomen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most of the new poor are able and hope to work, but suffer from job instability and/or the ability to find any reemployment.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ntervene in a timely manner to create a stronger safety net for them, their families may become caught in a long-term poverty trap.     

循环式国家：转型中国的符号式劳动治理机制探析

抗争政治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本文通过对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为维护退休金权益所展开的十年抗争进行过程事件分析,来勾勒国家在劳动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官僚场域。这个官僚场域由三个相互交叉的圈子所构成：信访办圈子、信访办与法院之间的圈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子。这些交叉的圈子所构成的国家场域一方面通过对抗争的制度化循环而拉长了工人的斗争时间,分散了抗争的空间,从而有效遏止了抗争的激进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抗争工人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叙事化互动促进了国家资本的激活与流通,从而实现了对抗争者的象征性支配。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

社会工作近十年来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推动下发展迅速。本文将重点关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过程及其导致的社会服务困境。通过对治理情境的拓展分析,引入过渡治理情境概念,分析我国社会服务供给。在此情境下,本文以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围绕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讨论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策略及其所导致的服务困境。在过渡治理情境中,消极的自由裁量权与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服务组织选择了“活动化”和“指标化”的服务供给,令社会服务处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而导致社会服务陷入困境。社会服务困境根源的解决在于建立合作的治理情境、强化本土化社工专业力量以及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社会服务供给效力。     

师徒关系合同化与劳动政治:东北某国有制造企业的个案研究

师徒制属于中国国有企业技能形成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计划经济时期,师徒传承成为国有企业主要的技能形成手段,但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师徒间的技能传承危机。师徒制在国企改革前后不同的技能传承效果,根源于企业治理的协调机制所提供的相关制度安排是否与之相匹配。师徒关系合同化改革改变了师徒关系的性质：由非市场性的关系结构演变为市场性的关系结构。这引发了围绕技能控制而展开的劳动政治,影响了企业内的生产秩序。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安置方式、人际交往与移民适应:江苏、浙江343户三峡农村移民的比较研究

本文依据对江苏、浙江两省6个县343户三峡外迁农村移民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相对集中与完全分散这两种不同的安置方式，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人际交往状况对外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移民在安置地的人际交往状况对移民的社会适应的影响十分显著。无论是移民之间的交往、还是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都会大大增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的困境和出路——以广州城管建设为例

城市综合管理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特有问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我国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试点发展至今已经十六年,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仍然面临着管理和信任危机。要走出城管执法面临的困境,必须转变执法理念,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程序,完善法律保障机制。本文以广州城管建设为例,分析了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面临的困境,对今后城管体制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The Power Structure of Rural Grassroots Units and Its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 Case Study of the Situation in Changwuzhe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is is a case study of the formal power structure of the ruralcommunities at village and town (township) levels in the hinterland ofnortheast China. Changwuzhen (Changwu town ) in Zhaodong City,Heilongjiang province was selected as the site of study. Changwuzhen is acommunity form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y immigrants from manyparts of the country. It has a total area of 139. 5 sq. km. and apopulation of 40, 000 or so, and consists of one market town, 18administrative villages and 54 na…     

试论新时期我国行业协会挑战和对策-以广州地区行业协会改革和创新为例

从新时期下行业协会的主要特性和职能出发,分析了行业协会目前存在的主要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加强中国对行业协会管理的对策思考,并以广州为例,对行业协会改革和创新,特别在行业协会管理职能转变、政会新型关系等方面作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