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农行为对茶叶安全性的影响分析

采用《茶农行为与茶叶安全性》调查问卷,初步探讨了茶农采用安全农药的影响因素。调查统计结果发现茶农采用无公害及绿色等安全农药行为主要受家庭人口数、茶叶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茶农对农药的认知程度、茶农与外部经济组织的关系、政府支持等变量的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并不相同。     

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307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参与用水协会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用水协会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第二,校正了选择性偏差后,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农村家庭不同类型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根据西方消费理论,利用绝对收入假说模型、相对收入假设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收入对中国农村家庭狭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期收入、永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都有一定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32、0．657、0．014,其中,永久性收入的影响最大;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并不高。据此提出,为改善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应帮助农村家庭增收创收、促进农村家庭暂时性收入向永久性收入有效转变,同时有关各方应做好农村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引导工作。     

森林经营主体风险态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福建省森林培育专业户为例

森林经营主体的风险态度对森林保险投保决策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为进一步深入分析森林保险市场投保决策行为奠定微观基础。通过对福建省森林培育专业户的风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并利用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表明,森林培育专业户风险态度主要受年龄、需负担的老人与学生数、林业收入占家庭年度总收入的比重等因素影响。年龄越大、需负担的老人与学生数越多或林业收入占家庭年度总收入比重越大,森林培育专业户的风险态度就越趋向于风险厌恶。     

花卉生产状况及花农行为决策分析——来自云南、广东两省的调查

通过对中国花卉主产省——云南和广东的实地调研,研究了当前花卉生产基本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花农种植经营行为。花卉经营收入是农户农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户总收入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花卉生产推动了农业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优化,云南省和广东省在花卉生产经营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Probit模型结果：户主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收入水平以及种植业投入是影响农户花卉种植的重要因素,而家庭成员数量和家庭耕地面积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户对养殖保险认知及购买的影响因素研究

人类的行为受其认知水平的制约,农户对养殖保险的认知直接制约其购买保险的行为。通过实地调研,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及Logistic模型,分析养殖农户对养殖保险的认知及影响其购买的因素。结果表明：文化水平、购买过保险的种数以及采用的分散风险措施对农户关于养殖保险的认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与认知水平呈反向关系;年龄、家庭主要劳动力数量对认知的影响不明显。提出了推动养殖保险发展的建议。     

林农种植能源树种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建宁县为例

为探究林农种植能源树种意愿的影响因素及行为机理,基于福建省建宁县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林农种植能源树种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林地面积、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能源林建设预期对林农种植能源树种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林地面积越大、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越低、能源林建设预期更乐观的条件下,林农的种植意愿转化成种植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宣传、制订相关政策、提供种苗和种植培训等措施来降低林农参与的风险,稳定林农的收入预期,以此创造激励林农种植能源树种的政策环境,提升林农的种植意愿。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CHNS 2000—2011的分析

利用CHNS 2000到2011年5期混合截面数据,考察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家庭间收入分配的动态影响。2SLS回归分析显示,家庭成员医保参保行为对其家庭总收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的显著性影响依次降低。随着改革的逐年推进,是否参保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存在从统计显著性到绝对数值上的 “U”型变化;基于G·Field分解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总体上系列医保制度改革对缓解我国收入不平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对家庭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却反负为正,这一现象值得高度关注。政策层面,应全面实施强制参保,谨防医保收入补偿效应拉大收入差距。同时力争快速、高效地推进医保制度改革,将改革进程的负效应降到最低。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山西农户人力资本存量与收入关系实证分析

采用山西农村固定跟踪观察户资料,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户主为初中文化程度的家庭,人均纯收入由最高变化为低于高中户,而后依次为小学户和文盲半文盲户;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均纯收入也越高,且随着家庭综合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户均纯收入、经营性收入、总收入均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收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