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苗疆乡村社会内部双重自治制度研究——基于清代以降首寨制度的考察

清代以降,尽管中央王朝不断加强对苗疆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在苗疆传统制度中,村寨内部实行的是苗、侗等民族共有的族长制、寨老制等,因此形成了自然权威和传统权威共治的局面;村寨之间依赖苗族的“鼓社”制和“议榔”制、侗族的“侗款”制、单一民族或跨民族的首寨制度等,维系苗疆乡村社会的日常运作,构成苗疆乡村社会内部双重自治制度的核心部分。     

历史上的中国民族与外族究竟应以什么标准划分

长期以来,史学界由于对确定我国历史上疆域的标准认识不一,因而对今日领土上的古代民族哪些是中国民族,哪些是外族,也随之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凡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宇内的古代民族,都是国内民族,不同意把汉族或中原王朝版图外的其他兄弟民族视为外族。另一种意见强调,中国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上的中国民族应以我国历代中原王朝的版图为限,或说只有“当时已经与汉族融合或归入汉族王朝版图的”,才是国内民族。     

为什么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本文阐介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中关于中国的历史和历史疆域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上不在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统辖范畴之内的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样也是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并分别从地理学、考古学、人种学和民族学等几个方面论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谓“西藏自元代纳入中国版图后才成为中国第一部分”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论唐代契丹

契丹是四世纪初记载于我国历史文献中的东北重要民族之一。北魏至北齐是契丹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契丹与中原政权建立联系的开始。隋朝统一北方 ,奠定了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强大统一的封建唐王朝的建立又为契丹摆脱其强邻 (突厥和高句丽 )的羁绊 ,放手发展自我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契丹与唐朝的关系 ,从总体上讲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     

苗族“习惯法”概论

历史上的“千里苗疆”,并不象反动统治者和某些文人所说的那样,是“无伦纪”和“不相统率”的无秩序的社会。本文从苗族的鼓社组织、“理歌理词”和现实生活的一些真迹中,探讨苗族的法理秩序,试图向研究苗族历史文化的专家们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希冀这些资料对苗族自治地方的政权机关在制定“单行法规”时有所稗益。据清代文献记载:乾隆元年 (公元1736年) 8月15日,皇帝对苗疆经略总督张广泗奏“苗疆善后事宜”一折的批示中,曾明确地说:“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别,嗣后一     

拓跋鲜卑的南迁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

民族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大融合的重新组合过程，而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则是这个过程中历史意义最为深远的一环。拓跋鲜卑本是我国北部地区的一个原始游牧部落，在南下中原汉地，建立北魏民族政权的历史过程中，它适应中原汉族地区业已存在的比较先进的封建农耕文化，全面地走上了农业化、封建化、汉化…     

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在两宋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自先秦儒家到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加以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为:提出了民族平等观,将“四夷一家”的思想发展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性、人格上的平等;倡扬了民族和睦观,延伸先秦儒家的“德化”思想,将中原与边疆一体的思想发展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和睦共处的观点;丰富了民族诚信观,认为在处理好民族关系时,一定要讲究诚信。     

汉民变苗——读史札记

清同治年间入黔为官之徐家干在其《苗疆见闻录》中记有“汉民变苗”之事 ;又据史载 ,明顾成之后裔亦有由汉变苗者。其时 ,在贵州苗疆汉族“同化”少数民族或为少数民族“同化” ,乃是双向过程     

论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

近年来,由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的融洽团结阶段,因而,对历史上存在的民族关系,有的主张有所选择地去论述,有的认为对某些问题应“避讳”。与此相联系的,是对人物思想节操的评价,也提出与历来不同的看法。对清代学者全祖望的素负民族气节提出“异议”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而对全氏的代表作《黠琦亭文集》(下简称《黠集》),认为共主旨是宣扬封建忠孝节义,而并非是     

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与张家哲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1983年第8期登载了张家哲同志《究竟该如何评价范文程》一文。对范文程的评价不单是评价范文程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对明清之际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涉及到民族关系和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值得探讨。兹对张文的观点,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范文程进入后金社会 张文认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后金政权后,便频繁地向其他民族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萨尔浒战役后努尔哈赤进行的战争,很明显已越     

社会组织演进与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形成

北方民族大多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必须解决认同改造的问题。这一关键阶段恰逢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密切互动的时期，因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自身认同改造的一种选择。中原王朝包容四夷的政治理念和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吸引力，促使后者在认同转换的过程中逐渐突出中原王朝认同，最终建立起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北方民族的中国认同是北方民族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有其历史必然性。     

图像的“华夷之辨”:清代百苗图与苗疆历史的视觉表述

作为一类重要的民族图谱,清代百苗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描绘中国西南边疆“苗蛮”的形貌、文化与生活,在一帧图幅内,搭建起视觉语言和文字语言之间的桥梁.百苗图的视觉表现形式与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和清代苗疆的社会历史情境构成的对应关系,使其成为一类典型的社会性艺术.百苗图这一图类是清帝国边疆想象与具象的再现,是以视觉媒介为载体对苗疆社会历史情境进行的一种创造性“转译”.对百苗图作出基于叙事学和符号学的文本分析,能够得以一窥清代国家对于边疆“异己”的再现策略,并解读图像文本中蕴藏的文化符码和象征意涵.     

明代云南经济发展研究述评

元代蒙古统治者在云南建立“行省”,使之纳入中央封建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在设置路、府、州、县的同时,对大理旧政权及其他民族上层实行招降与利用的政策。云南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元王朝的继承者明王朝更大力经营云南,其统治云南的260多年成为云南历史上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最重要时期之一。经济的发展引致了社会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及民族、人口构成的一系列变化。这一情况吸引了不少中外学者的注意力。     

论移民与民族融合

中国历史也是一部移民与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之间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相互移民而使民族杂居 ,民族之间或被动强制或主动自然逐渐同化与融合。由于汉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 ,因此各少数民族主要是融合同化于汉族。各民族的相互涵化与整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移民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苗语与楚语——兼答夏剑钦同志

《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魏鸣泉同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述略》中指出,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也是对那种以汉民族文学史代替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偏见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见《民族文学研究》八一年一、二合期)。既是挑战,必有应战。继夏剑钦在《江汉论坛》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也谈屈原的族别——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之后,《吉首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又发表了署名为吴广平、张伯传的文章《屈原不是少数民族》(以下简称《不是》),对我们的论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明辨是非,我们分别写了一组文章,逐个问题释疑和反驳,在八二年第六期的《求索》发表的《苗族与楚族》文中,重申了“高阳”不是黄帝的“孙子”,屈原不是“毕族”的观点,并且说明楚族和苗族是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呼,从族源上论证屈原是苗族,虽不指名,也算是对夏、吴、张等同志的一个回答。本文想从语言的角度,与夏、吴、张等同志讨论,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不是》文中说：“《初探》说在汉、苗语中同音同义,这只能看成是一种巧合,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苗语的汉字音读。”这种“巧合论”我们不同意,以下拟广列代证,从多方面说明。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黄纯艳“华”、“夷”是贯穿于我国整个古代史的两个相对概念。封建统治阶级把我国众多的民族总体上划分为两大集团：“华”，即中原的汉族；“夷”，即周边各少数民族。他们对多民族国家不可回避的民族问题的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便表现...     

楼兰鄯善与周邻民族关系史述论

本文从楼兰鄯善与中原诸朝及周邻民族关系变化的视角,观察楼兰部善的历史变迁,认为受地缘形势影响,对匈奴、然后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构成楼兰鄯善史的基本历史框架,主导楼兰鄯善的历史发展方向.与西域相关诸国民族的关系居于从属地位.     

我国民族关系的由来与发展问题

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历史特点及其特有的内在规律性。作者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应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区别;多民族的中国是中国务民族在历史上逐步实现统一的;所谓中原正统和古代各民族无法往来等论点不符合历史实际。文章还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杂居、近百年中国民族关系的变动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关于民族形成问题讨论撮述

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是由一九五四年“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而引起的。当时,范文澜同志在《历史研究》发表了题为《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文章,提出了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范老认为秦汉时代的汉族已具备了形成民族的四个条件,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范老的文章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有的同志提出了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中的“外重内轻”与“内重外轻”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其间王朝更迭,兴盛衰落。在历代皇帝的“家天下”统治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工这一问题,曾出现过两种现象:一种是“外重内轻”;一种是“内重外轻。”这两种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自有什么特点,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对此谈一点看法。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上表现出的“外重内轻”现象是:中央给予地方很大权力,使之能独立统管地方的军、政、财大权,结果形成“尾大不掉”,不再听中央的调遣,乃至形成封建地方割据。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