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佛学解码──读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

谭桂林先生的新著《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版），以文学与佛学的内在联结关系为基石，在四个大的层面上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作了新的审视与考察：关于现代文学接受佛学影响的历史渊源；佛学对２０世纪中国作家文化心理、人格构成所产生的潜在性作用；文学主题的佛学解码；佛理美学的现代形态例说，从而构建起一个创意独特、形式严整的研究体系。具体的论说则思路开阔，构织缜密。绪论部分，以佛学与文学的文化因缘及这种传统关系的因袭为开端，从２０世纪中国作家对佛学的亲和感、佛学智慧对现代文化的贡…     

林语堂与章克标

章克标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一个特殊的人物,尤其是他与林语堂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本文着重探讨林语堂与章克标由同事朋友变而反目的过程,也梳理了章克标眼中的林语堂形象,还考证了林语堂有可能受到的章克标的影响。     

林语堂与公安三袁

林语堂与公安三袁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对他们推崇备至、承续甚多,亦可称林语堂是三袁“灵魂的转世”。林语堂受三袁影响最大的是性灵、悲剧感和逍遥精神,这对林语堂的文学人生至关重要。不过,在现代意识与宗教情怀等方面,林语堂与三袁明显不同,这里既有超越又有局限。     

科学与人文:林语堂的两个文化世界

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是林语堂文化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特征，它构成了林语堂通然不同的两个文化世界，同时也回应着20世纪西方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二重变奏。林语堂在科学与人文的双重选择中一方面显示出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欢呼，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表现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合流，这正是林语堂文化思想的独特之处。林语堂的科学、科学主义观林语堂从小接受西化教育，对西方文明怀着强烈的向往，因此其崇拜科学是不言而喻的。当“五四”思想家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林语堂也顺应着这股强大…     

因明论式与缘起说

本文不同意学术界将因明与佛学割裂开来的做法 ,通过对佛学缘起说与因明论式之间关系的具体论述 ,阐明佛学对因明的影响极为深刻、广泛 ,而因明对佛学的普及、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李喜所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匾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梁氏这样笃信佛学，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     

佛禅美学与刘禹锡的诗学思想

刘禹锡诗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虚静成诗论、境生于象外说和崇尚自然清丽之风格。而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禅美学的影响。虚静成诗与定慧思想有涉，境生象外说与佛学识有境无论关系密切，而自然清丽的审美追求又明显受到佛学本末清净观的影响。     

论佛学在宋明理学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

佛学与儒学的关系复杂而渊远,尤其在宋明时期,佛学与儒学达到空前的融合,以至于宋明理学家皆有出入佛老的经历,理学家的思想几乎都渗透着佛学的影响。本文站在理学的视域与角度,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两方面,探讨和追寻佛学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以期从另一侧面揭示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文章认为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助缘的作用;宋明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本体意义的范畴以及性善的遍在性思想,并对人性恶进行了分析,尤其是理学家提出性的超越性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消化了佛学的一些资粮。     

西方话语为何难以侵入中国佛学

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大面积地受到了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殖民”控制．但是，唯有中国佛学却有着非常坚固的刚性边界，西方话语难以侵入。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一直有“佛学异于西学”和“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认为佛学与西学是“不相应”的，西学是“不究竟”的。总之。中国佛学至今依然还是一个不依附于西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王国，尽管也有些许“异动”。     

家长与丈夫——《林语堂三部曲》人物论之一

本文从文化视角，深入分析了林语堂文化家庭小说《林语堂三部曲》中的“家长与丈夫”形象。认为这些形象具有儒道融合、中西融合的复合性文化品格，表现出鲜明的哲理性、象征性、理想性的精神特征和艺术审美特征，体现了林语堂儒道融合、中西互补的文化观     

柳宗元诗歌佛学渊源探析

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论王维“无可无不可”说及其思想渊源

本文从儒、佛、玄等思想背景论证唐代诗人王维在亦官亦隐、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哲学背后 ,所恪守的仍然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大义和济世意识。     

昙鸾未列入净土宗十三祖问题试析

昙鸾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佛门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其一生信仰经过几次转变,最终选择了弘扬佛教净土法门作为终生的追求。但在传统的中国净土宗祖师世系中,他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他对净土宗所做出的贡献与他后世的沉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试从地域和佛道之争两个角度分析昙鸾未列入净土宗祖师世系的原因,力图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中国文化史上的鸠摩罗什

中国佛教史上著名译师鸠摩罗什对于大、小乘教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均有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他全面传译当时外来佛教大、小乘"三藏"重要典籍,符合中国学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精神,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及其"中国化"进程.他的译场更开创自由讲学之风,他的讲学纪录形成佛典义疏这一学术著述新体裁,他和他的弟子开始使用"教相判释"这一整理学术体系的方法,他所翻译经典达到高度艺术水平,这些不仅是佛教史上的巨大成就,对于拓展学术视野、丰富学术方法,对于推进整个文化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     

李颀诗歌的佛教意趣

李颀拜谒名僧,栖息寺庙,熟悉《楞伽经》、《法华经》。其诗作包含佛教思想因素,追求空寂清净、忘却名利色相的境界。诗人在咏叹佛门物象的诗歌中,化用《法华经》物象譬喻的方法阐述己见,把佛门物象作为捕捉诗兴的契机。     

从援儒证佛到出佛归儒——抗日战争期间废名思想的转变

废名自幼深受故乡浓厚的佛教文化熏习,其思想理路游走于儒佛之间。抗日战争爆发后十年间的乡村避难生活改变了废名的人生轨迹,也使废名思想由援佛证儒、会通儒佛而至出佛归儒,在精神体认与自我塑造中确立了儒家的中心地位。     

试析朱元璋二重性佛教政策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于应天即帝位,面对元末以来的乱局,朱元璋采取“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政策维系统治。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像三武一宗那样排斥佛教,而是采取既提倡保护又整顿利用的二重性佛教政策,一方面是基于佛教的衍生性政治价值,其中又掺杂了他个人特殊的佛教情感,从而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佛教本身二重性的负面趋向不利于其维护统治,从而他对佛教施以整顿。     

陈寅恪佛教研究的文化范式

在陈寅恪的中古民族文化研究中,佛教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涉及到晋唐佛学史、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学、佛教与政治伦理、佛教与语言文艺等方面。陈寅恪佛教研究最大的学术特色是,从佛经比较校勘出发,扩展到中古民族文化渊源探求中去。一方面寻求佛教文化本原,另一方面探求佛教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由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文化渊源研究范式。     

支遁诗文援《易》解佛探幽

东晋高僧支遁留存下来的《支遁集》存在大量援引《周易》词汇的现象。从支遁诗文援引《周易》义例中可以看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中国僧人是通过“格义”方式解读领会佛教理论的。一定程度上,《周易》与佛教的思想相通是支遁对《周易》思想熟稔运用的基础,支遁个人对《周易》的学习与接受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宗喀巴佛学体系的建立

宗喀巴大师最重要的佛学著作都和佛教的经典以及前人的论典分不开,为了研究宗喀巴的佛学思想,就必须对他自己的观点进行剥离,以便对大师的佛学体系进行全面定位。本文从诠释学的角度入手,力图揭示宗喀巴于诠释中所进行的重构,以理清宗喀巴佛学思想中的“己意”与“他意”,尤其是理清宗喀巴与月称佛学思想的关系,使我们能在继承与发展中全面准确地把握宗喀巴的佛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