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与艺术阐释

文化语境构成艺术阐释的一个意义场。艺术阐释正是在文化语境的整体性制约、符号性规范、功能性约定中寻求艺术的意义。作者、文本及接受者也正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作为相关一体的因素而进入艺术阐释，并体现出各自的性质和使命。而且，从文化语境的历史变迁中还不难把握艺术阐释的历史转换。艺术史上，就因文化语境的推移而历经艺术阐释的主体性转换和本体性转换。从而，在多元的文化语境中确立真正民主的、开放的艺术阐释模式应是艺术意义生成的有效途径。     

后现代“戏仿”的美学阐释

后现代"戏仿"文本有意向叙事成规和传统惯例进行挑战,在解构与批评中生成新的文本和意义。同时,后现代"戏仿"热衷于将线性的有序的时间模式打破,在当下的类似于"精神分裂"的空间体验中表现后现代的空间逻辑。后现代"戏仿"究竟是一种有意义的"抵抗"还是一种无聊的游戏,人们必须进入具体的文化语境才可能得出有效的美学阐释。     

论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从古今《诗经》研究中的某些问题说开去

文化诗学是一种跨学科、跨文本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它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重建文化语境;二是尊重研究对象固有的互文本关系;三是将文本、体验、文化语境三个研究层面联为一体.这些基本原则可以在先秦两汉<诗经>功能演变与儒家诗学生成轨迹之若干问题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和印证.     

“语境主义者”重返“文本”

在寻找民俗现象"意义"的过程中,民俗学的"语境主义者"发现,"文本与语境"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语境"的因素也是无法穷尽的。反思的民俗学转而关注"文本"被建构的过程,在"民俗过程"的整体中考察"文本化的政治"。"文本"重新成为"语境主义者"考察"意义"的切入点。     

文化解释学的考察:网络语词文本的生成与传播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受到成为诸多学科的关注,与既有的总体性研究不同,笔者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明确界定,即对网络语言所依赖的“语境”层级进行分类,聚焦于更具社会文化性的“背景语境”(background environment)中的网络语词,通过内置了存在论(ontology)立场的语言观,并结合了英美分析哲学之严谨方法的文化解释学框架,分别从文本的功能与目的、文本意义的“有限—无限性”、文本“作者/读者”的身份同一性、元文本的永恒“在场”与“缺席”几个角度来理解网络语言现象,思考网络语言生成与传播背后的文化根基.     

论文本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沿革

哲学家从事哲学思考,离不开语境,也离不开文本。文本是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也是后辈学者实现理论创新的基础。对于同一个文本,处在不同语境中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思想意涵。被选择的文本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因此在文本处理上要注意区分和把握文本的理论特质。从文本创新的角度说,后辈哲学家对前辈哲学家的文本都是"接着讲"的,他选择何种文本,取决于时代的需要,取决于他从事理论创造的需要。发展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注重方法,掌握必要的知识。     

简析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无意识的信念、一种与权力相联系的话语系统、一种具有价值意向的现实实践。他在考察文本内部要素及其生产运行的过程中,展现文本与意识形态内涵的复杂性和生成的动态性;在审美意识形态批判维度中,昭示审美意识形态的身体感性维度及其社会历史语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提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宗旨即人类的解放。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认知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问题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文本、文化与颠覆

传统的文化在先前的语境中建立了人们赖以解释信仰的文本 ,而通过对这个传统文本的误读 ,文本对文化也就起着颠覆的作用。在不同语境、文本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下 ,新的文本建立了 ,从而改造着未来的文化。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生产中的媒介角色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对文本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的规范或操控而实现的,媒介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易于被人们忽略。返观特定的时代语境,媒介是社会体系合法化的一种工具,它借助政治权威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生产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应。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媒介充当了中介角色,它拓宽了文本的传播面,但又往往屈从于社会政治的运作逻辑而不是文学、文化的运作逻辑。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社会文化建构:“文本与语境”的分析范式——以湖南凤凰古城为例

在一定程度上,旅游目的地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旅游目的地包括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两个方面,社会对旅游目的地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目的地的非物质属性的建构。本文借用语言研究和解释学传统中的"文本与语境"范式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社会建构进行分析。根据这个范式,旅游目的地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文本,它具有什么意义,取决于它所处的语境。旅游者正是根据某一目的地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而决定是否到该目的地去旅游的。本文借助"文本与语境"的范式,以凤凰古城为例,揭示了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和意义(即其非物质属性)的社会建构动态过程。     

从原初性的外在符合到模拟性的主体反思——现代性文本学与后现代性文本学的差异

对于现代性文本学而言,文本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和开放性,但仍然处于一种既定的现成状态。文本背后始终假定原初意义的确定存在,思想的生产机制仍旧局限在非生产性的封闭结构中,以再现对某种原初性目的论的符合。在后现代性文本学的视域中,文本的既成性与意义的原初性,经由复合性和生产性的发生逻辑,被动态化为一种能指意指的生产过程。思想构境论充分结合了主体的生产性反思与特定历史情境的多元编织。它在去中心的、开放的思想生产过程中,颠覆和超越了真理原像的恒久秩序,并把思想的生成当作主体当下所建构的对文本＂原初语境＂的拟现,从而指向一种后文本学的主体反思。     

几个重要的传统文学批评文本的传播学解析

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所呈现出的以漫话、感悟为主的理论建构特征,学界的基本共识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善于进行严密的逻辑思考,理论表述上也不习惯于建构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个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文本形态和话语特征并非完全由人的思维方式所决定,而是由批评文本具体的生成过程决定的。所谓文本生成过程,是指文学批评的文本是在一定的时空序列下呈现的具体的完成程序:这个程序是由批评的主体——批评家的思考、读者的接受状态、批评的客体——所批评的作品、作家或文学现象以及批评的载体——媒介、语言、文字等要素根据时空序列的要求而组合的。这种组合作用的机制实际上是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的结果和效果是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信源)、接受者(信宿)、媒介三大因素以及传播环境互动的结果。就文学批评而言,其传播结果——批评文本的形成以及传播效果——批评观点在读者心目中的评价是由作者(传播者即信源)、读者(接受者即信宿)、创作手段、发布材料(媒介)以及创作环境互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的纠结中,其作用机制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批评主体的动机层面,也就是批评家的批评目的,这个层面大致决定了批评的主题与内容;第二是批评的接受层面,批评家设定的批评接受者决定了他可能采用的话语风格和表述方式;最后是批评的环境层面,批评活动所发生的具体环境决定了批评文本所能采取的最终形式。根据这样的原理,我们选择了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而其文本形态又各呈特色的几个批评文本:《文心雕龙》《、诗品》《、六一诗话》和《沧浪诗话,》具体考察其传播目的、传播对象、传播情境等要素,在一般的话语行为模式分析基础上,从形式选择自由度、思想独创性、具体表述形式以及话题对象地位等四个方面阐释了几个文本在各传播因素的合力之下所呈现出的文本模式。可以看出,文本形态包括话语特征的形成,是传播学意义上“能够说什么”的使然,而不是单纯的主体心理、生理特征的结果,也不是单纯的文化传统的制约。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建构,是批评家根据具体的批评环境采取的正确的和合适的传播策略,不是什么逻辑思维缺乏的结果,恰恰相反,是中国批评家传播智慧的结晶。我们完全不必人云亦云,妄自菲薄。     

论AI文学文本的符号形态与具身性阐释伦理

AI文学文本的阐释活动是复杂多元的,无法直接用有无“意义”的排他性方式来衡量。大体说来,AI文学文本具有“无意义文本”“准意义文本”“意义文本”等符号形态,对此所进行的阐释活动要分别论述。在不同的阐释活动中,文本“作者”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断变化,作者与文本、文本生发语境、阐释者、阐释活动语境等要素之间存在多种可能,如整体合一、自相矛盾、对立割裂,等等。以此表明,“作者”或“拟设作者”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构成了阐释的重要内容。AI文学文本的生产与阐释均应遵循相应的具身性伦理规则,对其阐释的重点是甄别文本好坏的价值判断,而非有无“意义”的事实判断;具身性伦理呼唤并要求“作者”始终在场。     

走向"经典"的大众文本

随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大众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大众文本成为“经典”,一方面是接受者、学者以及多元化语境共同“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典已经成了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同时,雅俗共赏的文本特质也是其进入经典的通行证。但中国目前对某些大众文本的“经典”化,是在将其“拔高”为精英文本的前提下而进行的,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     

金庸:一个非文本研究的对象

金庸在社会上的持续影响和学术界研究兴趣的衰退,这种反差表明对文学的研究和现实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金庸研究的意义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品文本内部,必须从这种影响发生的具体环境和活动关系中寻找答案。金庸作品的文本自身具有不确定性或跨文本倾向,其作品一直以各种方式衍生着,对金庸的接受实际上是以文本为出发点不断生成繁衍的叙述活动。在谈论金庸的语境中,人们构造出了一个个超出具体作品的大叙事空间,这样,具有结构整体性或固化性质的文本瓦解了,对金庸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变成了形形色色文化群落不断衍生的文化想象。     

超越文本:詹姆逊的泛文本理论与批评

面对来自左右阵营的攻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将詹姆逊勇敢地接过时代赋予的重担,将现代语境中占优势地位的语言文本理论与历史概念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泛文本理论与批评。这一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同时又借鉴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言学阐释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现代转型的成功范例。文章对詹姆逊泛文本理论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内涵与特征及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     

历史语境与当代空间——文化生态学视阈中的裕固族口头文本

历史上一些曾有重要意义的口头文本,在当代遭遇濒临危亡的命运。如果考察裕固族口头文本的文化生态,就会发现,历史语境为口头文本提供了生存场域,并使其成为民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裕固族口头文本进行了大量搜集、整理和保存,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如何复原和传承仍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困境。     

迈向规范接受者的法理学——司法场域中法官和社会公众的主体性分析

规范意义应当是在立法者、规范文本和规范接受者的理想沟通语境中获得的.但由于威权主义法治观的局限性,行之有效的理论应是恢复、提升法官和社会公众在规范意义建构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从制度设计而言,法官不该是立法者而应当是法律解释者和富于创造性的造法者.而从事实阐释角度来看,法官不仅要是事实构成的有力建构者,更应该是生活事实的深刻理解者.社会公众是当然的(法律)规范接受者和意义建构者.     

论广告的伴随文本

广告文本的解读是广告符号学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影响广告文本解读的因素众多,除了文本本身之外,还有文本所携带的、隐藏在文本边缘、文本之外的其他因素--伴随文本(也有人称之为语境、互文性或文本间性等,这些都不够准确).目前学界并未充分重视伴随文本对广告解读的影响,也没有广告伴随文本的相关研究.在此将就广告的伴随文本展开探讨,逐一讨论广告的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元文本、超文本、先\后文本,分析这些伴随文本如何影响广告解读,从而为解读和构建广告文本提供理论基础.     

论民间文学文本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

民间文学不完全属于文学的范畴,其文本形式不能被纳入文学文本的结构体系中.民间文学的文本研究需寻求独立的方法,应坚持文本的非固定性和开放性原则,在不同的生存语境中分析文本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应注意文本存在的具体语境与文本间性,坚持互文性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比较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