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悲剧性和解"现象论

悲剧性和解是北宋重要的词学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北宋词为改善悲剧性生存处境,通过损伤文体特征,与政治理学、诗教传统达成和解.和解现象的本质是生存策略的延缓性、文化策略的迁就性、和解过程的悲剧性.和解现象是北宋调和性国策、适应性哲学、整合性文化以及北宋人的包容性格综合作用的结果.相对雅化而言,和解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了词体演变的内在轨迹.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产生的原因

“以诗为词”可以说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但它并非始于苏轼。北宋初中期,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入手,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作法,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熟运用作了充分的准备。“以诗为词”创作倾向在北宋初中期的产生,除了词人在主体创作实践方面的努力外,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诸如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文体之间的学习与渗透、时代风尚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群体身分的特殊性、作家观念的改变、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论略

北宋末年社会上层的纵情声色及世风的变化为俗词的创作兴盛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北宋末年俗词创作的作家队伍非常广泛，俗词创作的题材内容多种多样，俗词创作的表达方式已不同于柳词，而时常以多种戏谑方式掺杂在一起而获得审美效果。其中有不少低级庸俗之作，亦有部分作品自觉承继了“谈言微中”的传统，轻松诙谐之中寓针砭时弊。     

体格之变与北宋中前期词运之转关

北宋中前期是词体发展之一重要转折期,其时词的创作,就具体体格而言,多有丕变。首先,词的生成场域由晚唐五代时以宫廷、豪门为主发展为更为普泛的普通文人士大夫之间诗酒往来的酒场、歌场,而词的创作目的也由落魄文人为主人写歌供其娱乐,转而变为文人士大夫之间的自我娱乐与消遣,进而为自我性情的深情感兴与生动吟咏。其次,词的作者身份(即作者本人)与文本身份(即文本中的抒情主体)已经化而为一,从游离走向重合,即使在闺情词的创作上,词的隐含作者也多已不复存在,而示之以原本身份。再次,在抒情模式上,"情"与"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词作文本的生成更多地得自于某种情感的自然发展,即便是传统的闺怨体,也突破了"花间体""情生于文"的为文设情模式,转而变为"文生于情"的真情书写。     

论北宋词的悲剧载体功能 --兼论北宋词的悲剧美学特质

北宋词是词人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的载体,具有鲜明的悲剧载体功能.其悲剧意识主要有三种范型,即词人的生命悲剧意识、词体的生存悲剧意识、词学主体的情感悲剧意识;其悲剧精神主要有两重内涵,即鲜明的抗争精神、与现实社会相矛盾的价值观.     

论浙西、常州词学的南北宋之争

清代词学,以浙西、常州两派为大宗。而两派论词,均以宋词为指归,只是南宋姜、张雅词符合朱彝尊、厉鹗“醇雅清空”的审美规范,因而被浙西词派所推崇;北宋浑涵自然的令词则给张惠言、周济的“比兴寄托说”留下了更为宽广的阐释空间,因而为常州词派所瓣香。所以说,南、北宋之争的实质乃是两派词学理论论争的表现。今日治宋词者在借鉴两派理论时,应还原其历史语境,跳出其门户之见,以还宋词本来面目。     

“有南唐北宋意理”的孙云凤词

孙云凤是著名的随园女弟子之一,也是清中叶出色的女词人。不幸的际遇使她常在词中借助幽隐之笔含蓄道出郁悒心事,无论是抒写闺情离愁还是题画诸作,都带着淡淡的凄寂色彩。从艺术特征上来看,孙云凤词并未刻意追仿当时大行其道的浙派美学风格,而是明显散发着唐宋词的传统气质与风味,深挚缠绵,韶雅清新。其创作成就也反映出清中叶女性词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     

中国古典词学南北宋之宗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学南北宋之宗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条线索中:一是偏重以北宋词为宗之论的承传,二是偏重以南宋词为宗之论的承传,三是主张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之论的承传.上述三条线索,从不同维面展开了元代以后词的基本审美取向,共同构建出元代以后词的基本创作路径与艺术格局.     

论唐五代北宋词与现当代流行歌词地位的二重性

唐五代北宋词与现当代流行歌词在各自时代所处地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流行歌词传播极为广泛,拥有最为庞大的受众群体,受到包括文人阶层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大众阶层,地位较高;另一方面,崇尚"雅"的文人虽然在感性上能够接受流行歌词,但在理性观念上则对其多采取鄙薄、排斥的态度,在文人阶层,流行歌词的地位较低.社会地位的二重性给流行歌词的发展带来两大弊端:一是文人将写作流行歌词当成游戏,容易使得流行歌词缺少高雅的文化品位而流于浅俗;二是理论建构滞后,评价体系缺失,使得流行歌词的发展没有一个明晰而正确的方向.     

改编:古典戏曲的生存策略

改编是中国古典戏曲生存和发展的一大重要策略.以古人古事为改编对象进行创作,戏曲为自己戴上了一个护身符;改编自前代或同时之小说,戏曲可以更为广泛地走进社会的各个阶层;大量选择前人戏曲作品进行改编,既为生存,也为艺术上的精益求精.文人主导和艺人主导这两种戏曲改编的路径,体现了高台教化与感性娱乐、雅与俗、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等多方面的融合.此外,改编也是戏曲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北宋前期词人词作的地理分布

北宋前期是词由晚唐五代向北宋转变的关键时期,从词人籍贯的地理分布可以显见词坛格局由五代西蜀和南唐两个中心转而变为以汴洛两都和苏杭为新的中心,并有偏重于南方的趋势;同样,从具体的创作地来考察词作的地理分布,也能梳理出南北词坛相对均衡而南方据有优势的特点。北宋前期词坛格局的变化与北宋汴京政治文化中心的确立关涉较多,同时又与南北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有着较强的联系。     

论北宋后期词的诗化形态

北宋前期词,多数作品仍然没有脱离流行歌曲的歌词的类型化、感官化、设想化的形态,词中还较少看到词人真实的、独特的自我感受、个体的胸襟怀抱、人生体验和精神气质的抒发。词至北宋后期,词的抒情内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超越了作为流行歌曲歌词的层次,而具有了个性化、心灵化、真实化的品格,呈现出诗化的形态     

迈向和解的政治

运动是现代政治的典型特征,公民权运动、追求理想状态和追求宗教-文化同一性的运动,构成现代政治的主要风景线。这些运动的意识形态,皆不足以为现代政治奠定基础。能够为现代政治提供框架的,是和解的政治,它吸收各个文明的基本假定,以和平与说理作为最根本的承诺。     

两当轩诗伤感情绪的悲剧性

章依萍在《黄仲则评传》的开篇说：“诗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首诗;悲剧的诗人,他的一生只是一首悲剧的诗。”止水在《黄仲则诗选·前言》的开篇说：“他的一生,就像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长诗。”此喻甚为的当。黄仲则的一生就是一首诗,是一首充满了悲剧精神、饱含着悲剧意义的诗。诗组成了他的整个生命,代表了他的全部理想和终身事业,也可以说是他苦难人生的唯一寄托。他是一个那么纯粹的诗人,除了诗,他几乎一无所有。他一生贫病交加,早岁即已鬓若秋霜,并且始终都在困苦不堪的泥泞中绝望地挣扎,但他的心却永远在诗的广阔天空中翱翔…     

中国“词”的诗体演变——从后唐到北宋

该著为美国籍学者张孙康怡（Kang—iSun Chang）所作，由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赵鑫虎翻译。对后唐到北宋这一期间中国“词”的诗体演变进行了详尽论述，这为那些对中国古代诗学有兴趣的爱好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该著约有十几万字，本刊从2004年第6期开始陆续发表。     

中国“词”的诗体演变——从后唐到北宋

该著为美国籍学者张孙康怡（Kang—i Sun Qhang）所作，由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赵鑫虎翻译。对后唐到北宋这一期间中国“词”的诗体演变进行了详尽论述，这为那些对中国古代诗学有兴趣的爱好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该著约有十几万字，本刊从2004年第6期开始陆续发表。     

刑事和解:人本主义的对话型和解

缘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刑事和解实践,以恢复性正义为理论基础,对话、商谈而非纠纷解决模式是刑事和解区别于传统和解制度的重要程序特征;实体上,强调以责任、恢复与回归作为其基本内容,关注对被害人心理损害的修复。近年来我国一些司法机关对恢复性司法进行的探索严格说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恢复性正义实践,因此,准确领会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程序特征和实体内容,对我国当下急速推进的刑事和解实践进行冷思考,对避免将刑事和解庸俗化,甚至变为一种功利的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词”的诗体演变——从后唐到北宋

该著为美国籍学者张孙康怡（Kang—i Sun Chang）所作，由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赵鑫虎翻译。对后唐到北宋这一期间中国“词”的诗体演变进行了详尽论述，这为那些对中国古代诗学有兴趣的爱好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该著约有十几万字，本刊从2004年第6期开始陆续发表。     

从对抗到和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

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由政治转轨造就的.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来审视过去30年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并藉此展望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可能的走向.过去30年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应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而所谓宏大,一是指整个中国的历史,二是指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国政治两次重要的转轨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对抗与和解是两次转轨最重要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