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史学的客观性新论

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认为，史学是有客观性的，但他们无限夸大了这一面，忽视了实证主义的不足，因而屡遭相对主义者的质疑。但相对主义者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打出了否认史学客观性的论调，把史学等同于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相比于实证主义的缺憾，后现代主义者的这一激进观点存在着更为严重的缺失，因为它已完全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根本。笔者通过对这一争论的评析，认为史学的客观性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历史史料、主观态度中，而是存在于史学研究者求真求实的研究过程中，存在于读者、研究者实事求是的审视与评判中，简言之，就是存在于求真求实的史学研究过程中。求真求实，这是史学客观性赖以存在的基石，是史学有无客观性的重要评判标准。经世致用、服务现实的史学研究思路只有同求真求实的态度结合起来，才能焕发史学活力，使史学研究健康发展。     

影视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影视史学是历史学与现代影视以互补与反馈为基础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艺术性,科学性要求影视史学求真,艺术性要求影视史学创造;影视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永远是两条渐近线,这两条渐近线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完全重合。     

论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及史料学派的代表性话语之一,反映了部分中国史学研究者受到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史料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时过境迁,因其固有的片面因素,它的价值似乎也受到了漠视.本文拟就其提出的具体背景、价值及局限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价值判断背景的口头传统与文学史学结合

口头文学作为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历了持久的讨论．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各种文学史学彼此之间存在分歧。20世纪文学史学在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学理论体系。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口头传统研究虽然挑战了文学史观、文学史上的既定结论以及文学史叙述方法,但是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仍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史学应在价值判断、真实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变革,真正揭示口头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价值、意义和特征。     

关于文学史的"本位"问题

文学史的"本位"问题,关涉到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时代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纬"的体例结构之所以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符合文学史自身的性质--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内涵.     

史料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制约

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特点是它是以雄厚的史料支撑的史学.史料的丰富使得史家注重史实的认知,注重长期的历史的浸润,而理论难以介入.史学的转型潜在地受到了史料的制约.史料派从内在理路上继承了考据范式而进一步完成了历史观念与问题意识的更新,为解决当时建设中国古史而不具备的史料问题走上考据之途.史观学派在对理论与史料都缺乏理解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亦未完成重新认识中国的任务.     

论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标准衡而量之。从学术求真到服务现实 ,从理论建树、历史阐释到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订 ,从间接功效到直接功效 ,一切真诚的学术努力 ,都为当今史学研究所必需。无视学术规范的学行和“回到乾嘉去”的倾向 ,都会使史学再入歧途。     

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谈建构一种科学的文学史学

每一门成熟的学科均应有自己的哲学 ,具有百年实践历程的文学史也不例外 ,它需要建构一门系统的文学史学来帮助人们认识它的定义、性质、目的、对象、任务、方法、意义及研究主体等问题 ,总结传统的文学史实践 ,藉以指导其未来运行。它具体包括文学史元理论、文学史理论、文学史操作理论三个层次。它既属于文学理论的范畴 ,又兼有历史科学的性质 ,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介理论 ,可谓是一门综合的学科。鉴于文学史实践及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众多困难 ,我认为建构一门科学而成熟的文学史学的条件尚未具备 ,但进行初步的探索与研究却是极有必要的     

“文学史学”学科问题简论

文学史学是历史学和文艺学相交叉的分支学科,是文学史研究及其理论的概括和系统化。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史理论著述,为文学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是文学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年头。文学史学的成立有四个方面的依据。文学史学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理论性、应用性的特性,是认识、研究文学史的学科。     

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二十年

19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和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涉及史学为什么要面向和服务现实、史学服务现实的特点、史学与现实的互动关系等.二、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包括史学是否要服务政治,史学服务政治时如何保持学术独立性,史学服务政治的特点和方式.三、对史学脱离现实原因的反思,或者认为是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所致,或者认为是史学自我的学术封闭造成的,或者认为是未能正确认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服务现实的方式与原则所致.四、关于史学的价值与功能,主要涉及史学价值与功能的构成及特点,史学的人文价值及社会功能,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等.与19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研讨结合新的社会条件和学术进展,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但不少基本理论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上仍然未能很好解决.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下)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上）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兰克史学与史学专业化

19世纪德国伟大的史学家兰克利用学科分化的有利时机推动了史学专业化的步伐。兰克对于史学专业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确立了史学研究的对象 ,奠定了鉴别史料的原则 ,明确了历史写作者写作时应持的原则 ,特别是对于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更是兰克对于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兰克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兰克史学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

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展开的历史学实践、演示、分析和研究.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反映了历史学不断开放、去中心化、并打破学科界限和话语垄断的趋势.数字史学扩展了传统历史资料的范畴,即史料的数字化与新数字史料的保存和应用在实践上,数字史学为推进公众史学的开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不同学术传统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不同看法,这部分也可以说是问题提出的缘由;第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第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第四,关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关系问题。以下让我们来作具体分析。     

两晋对《春秋》史学性质的重新审视

两晋是《春秋》学的兴盛时期,《春秋》及其三传的经学研究著作丰富繁多.受晋初出土史料的影响,在史学脱离经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两晋,《春秋》的史学性质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两晋经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春秋》的史学本质,两晋史学家则纷纷模仿《左传》以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