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实证研究——以中国法院网直播的50个案件为素材

尽管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在立法层面受到重视,但是在实践中被告人并不积极的行使这一权利,最后陈述的内容亦鲜见实质意义.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这种实践样态,与宏观层面的刑事诉讼目的和构造,中观层面的定罪量刑程序模式以及微观层面的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保障规则都存在紧密关联.未来被告人如何实践最后陈述权,即取决于此三个制度层面的相应改变.     

关于法治社会保障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辩护权的思考——漫谈新版《水浒传》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作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其行使应当包括获得辩护的权利,与辩护人会见的权利,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以及建议完善调查取证权、保障先行知情权即先悉权进一步保障法治秩序下刑事诉讼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刑事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一段时期以来,维护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一直标领主流,被告人本位主宰着话语垄断地位.与此相反,刑事犯罪被害人(以下简称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长期被大大地忽略了.被害人权利保障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于当事人,也赋予其一系列权利,但纵现我国现有法律和司法实践,仍存在众多缺失.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应赋予被害人公诉案件上诉权,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请求国家补偿权,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适用必须经被告人同意,被告人有选择适用简易审判程序的权利.但是,被告人选择了简易审判程序后能否反悔?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对此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国的法律也规定,被告人可以选择变更简易审判程序,为了赋予被告人更完整的程序选择权,急需完善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中的隐忧及其消解

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运用,给审判场域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带来许多变化。卢米斯案折射出算法“黑箱”可能成为弱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的新障碍;审判场域迁移并未给证人等出庭作证带来明显改观,反而影响庭审的交叉询问;“新案卷笔录移送制度”加剧控辩双方的不平等,而“新法定证据主义”导致被告人权利限缩。要消解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中的隐忧,被告人的质证范围应扩大至证据和数据,明确司法人工智能的适用界限,证明标准应当将主观性与客观性相融合,并且强化律师的“智慧辩护”。     

论辩护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

论辩护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陈玉忠辩护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被告人除了自己行使这一权利之外，还可以委托他人尤其是委托律师来帮助自己行使这一权利。司法实践证明，律师辩护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根据现行刑事诉论法的...     

对质权与传闻规则的耦合与分离——以美国最高法院克劳福德(Crawford v.Washington)案判决为中心

权利保护是认识不同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视角,作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对质权被认为是公平刑事审判的普遍特征并为国际性的法律文件所推崇认可.在宪法性对质权的诞生地美国,其最高法院在克劳福德案判决中分离对质权与传闻例外的关系,根本性地变革了对质权理论,将对质条款适用到所有的证言性陈述,而不管证据是否具有可信性标签.从权利保护的视角分析,此判例在如何对待具可信性的传闻证据以及认识对质权不同于传闻规则的独特功效上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探讨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和保障人权,国家在实现刑罚权时,要注重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 权利的平衡。被害人成为当事人,强调了被害人与控诉机关的平等地位与相对独立,增进了被害人与 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的平衡,这样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适用必须经被告人同意,被告人有选择适用简易审判程序的权利。同时我国法律也规定,被告人可以选择变更简易审判程序。但我国关于刑事简易审判程序变更权的立法规定存在诸多不合理处,为了赋予被告人完整的程序选择权,急需完善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对沉默权的立法思考

沉默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作用;没有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本文试图对沉默权若干基本理论发表自己粗浅的看法.     

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犯罪嫌疑人（含被告人，下同）沉默权指嫌疑人在讯问中自始至终沉默不语及拒绝陈述的权利。嫌疑人是否享有该权利，不仅体现出诉讼价值观的差异，而且关系到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实现。本人不揣浅陋拟就此略抒管见，以求指教。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根据1、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法哲学基础。法律能否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与国家司法权力有关。那么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嫌疑人沉默权实质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形式，而司法权则是国家权力在司法领域中的表现，两者的关系实质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都以物…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问题研究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的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当前我国学术界提出的一系列应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问题的举措,大都是对被告人上诉权进行限制,这侵犯了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也与现行法律的规定以及我国的司法传统不符,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上诉权是被告人享有的重要的诉讼权利,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制度特征及运行环境决定了我国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权不应受到任何限制。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也并没有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作出限制。应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的问题,转换思路,即不再局限于限制上诉权,而是通过加强上诉的事前预防和改变上诉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上诉权,减少不必要的上诉。     

高校学生权益保护的范围与途径

高校学生的权益包括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如受教育者的权利、作为普通公民的其他权利和法律未加禁止的权利包括恋爱权、婚姻自由权、同居权、生育权、特殊情况下的校外租房权、自主创业权等。高校学生权利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其权利保护途径的多样性,我们可从行政申诉途径、司法救济途径、法律援助途径等对其加以保护和救济。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利平衡

实现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利平衡是刑事诉讼演进的必然规律.在我国,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使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的确认,从而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平衡奠定了基础.但在具体诉讼舷权利的保障方面,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失衡的现实困境依旧存在.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失衡之根源在于:价值目标的冲突,利益结果的冲突,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益的冲突.为实现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平衡,应寻求平衡之法,达成动态中的稳定、适度平衡.     

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必然性

沉默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作用;没有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沉默权之设,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是公平与正义的体现,在人类诉讼制度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沉默权目前在中国虽然还是一项比较奢侈的权利,但建立它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     

论公民住房权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以城市房屋拆迁的根本治理为视角

城市化进程中房屋拆迁不断地侵犯公民的住房权,造成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治理这一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公民住房权法律保障体系.公民住房权具有基本人权属性,是一项宪法权利,而宪法的首要价值就在于保障人权.因此,应当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住房权,并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同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公民住房权的司法救济途径,使得城市房屋拆迁受到宪法与法律的限制,以充分保护公民的住房权.     

控、辩平衡对律师辩护制度的要求

控、辩平衡是保证法官“兼听”、实现诉讼公正的重要机制。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辩方权利的限制是控、辩失衡的现实原因。从立法入手限制控方的权利,保障并扩张辩方的权利以矫正现有的律师辩护制度,是诉讼程序正当性以及被告人人权保障的要求。具体说,就是要赋予辩护律师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强化申请取证权、扩大阅卷范围等权利,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强制辩护制度。     

刑事抗诉制度改革研究——以刑事诉权理论为切入点

刑事抗诉权是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而请求法院重新审判的权利,其本质属性是刑事诉权而非法律监督权.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刑事抗诉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不利于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维护法院判决的稳定性.从诉权的角度解构刑事抗诉权,应当明确区分检察机关对未生效判决的上诉权和对已生效判决的抗诉权,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     

间接证据与逻辑证明

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切案件的侦查、审判结论都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或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而没有其它证据,就不能定案。这是我国司法工作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证据有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之分。所谓直接证据,就是指直接反映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如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关于案情事实的真实供述和辩解,亲自耳闻目睹的证人的证言,被害人的正确陈述,都可以直接证明被告人是否进行犯罪这一主要事实,这就是直接证据。在民事案件中,借据、契约、房产证等,能够直接确定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中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主体制度——以聂树斌案、王书金案为例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主体是终审法院的院长、终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和终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这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对人民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的权力进行改革,即将审判监督程序启动权收归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而且要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该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