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回应型法治秩序

古代中国的国家形式在起源之初倾向于专制型的运行机制,形成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建国后,以高度集中的政治构架为依托,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形成了"单极权力格局"的社会.这种单位制度是宗法等级制度的延续.社会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型,法是一种压制型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极权力格局逐渐瓦解,形成不同的阶层,社会结构呈现出橄榄型,与这种以中间阶层为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法治秩序是一种回应型法治秩序.     

论法的理想类型及其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将法分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三种理想类型法虽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从法的历史制度形态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结构关系来看,各种类型的法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功能和价值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意蕴,压制型法中突出体现了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国家亲权需求下的法律父爱主义,自治型法体现了民主法治下基本自由主义精神,回应型法则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法律合作主义精神。     

法律适应社会，而非社会适应法律——读《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伯克利学派在“法与社会”研究运动中，采用规范主义的研究范型，强调价值追求和经验研究相结合，关注社会现实，认为法律应当回应社会需求，进而获得相应变革和发展。在整合法律、政治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三类型理论，构想并倡导一种回应型法。这给予我们一重要启示：是法律适应社会，而非社会适应法律。     

乡规民约与村治：研究范式的综述与反思

中国乡村共同体残存而社会未立的格局使自上而下的法治国建设遭遇落地难题。乡村自治范式混淆“共同体”与“社会”的团结性,共同体以压制法而社会以恢复法为自治基础,共同体自治掣肘社会自治的形成。法治国以社会自治为基础,以乡民自治排斥国家法,不利于乡村从“共同体性”到“社会性”的转型。“官督民治”较乡民自治主张更贴近中国经验,为国家法与乡规民约合作之基础。乡规民约研究的“个性化”范式基于文化自觉或实践理性,注意政治疆域内的地理差异和民族多元,主张国家法的统一理性化秩序应与地方生活经验理性化有更多亲和;但该范式缺乏对个性化乡规民约普遍化和通则化以通向统一法秩序的努力。行动中的法范式关注乡治中有效而便捷的手段,挖掘乡规民约在维风导俗、治安与群防、社仓与资源保护等方面作用;但该范式只关注乡规民约的某一方面,忽视了杨开道的“乡治的整个性”问题。     

迈向回应型政府——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转换的路径

经济全球化使得公共事务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对传统的政府治理范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使得回应型政府应运而生,回应型政府的一种典型功能就是调整而非压制,其所预想的社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者面对问题、确立重点和做出必要承诺的社会,它的目标是实现公共目的并将一种自我矫正的精神铸入政府管理过程.迈向回应型政府为深化我国行政改革指明了方向。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反思——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辨析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十分必要.文章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入手,对两者作用进行辨析,并提出整合办法.     

社会转型期法律治理的心理基础——转型期社会“有法律无秩序”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体制的急剧变革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意味着社会秩序控制机制的转型,"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必然成为人们最明智的选择。为克服"有法律无秩序"现象,应当通过以利益均衡为基础回应型法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众法律信仰的培育和法律适用行为"合法性"的建构,使法律治理获得社会心理的普遍支持。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探讨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十分必要。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国家与社会:明清的里社制与乡村秩序———以徽州“社会“为线索的考察

明清国家法律规定了里社制,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里社制却逐渐废弛,被民间“社会”与民间信仰所取代。 “社会”在长期的祭祀活动中,因为社会关联形成集体意识,这种共识可对超出村庄、宗族的公共事务发布禁约,从而产生地区公共秩序。 国家法律与乡村秩序相互影响,在国家法律下行之时,乡村秩序则自生自发地生成回应型规则,认识和协调二者之关系,对于乡村治理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