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晚清士风与义利观念的变动

“重义轻利”,一直是中国士人所奉行的传统价值准则。到了晚清开始近代化社会转型的初期 ,保守人士还常借这一准则来攻击他们认为违反传统道德礼义的新举措。然而到了维新时期 ,受到广大士人同情和支持的维新人士 ,则不约而同地提出肯定个人功利的思想 ,显示出与“重义轻利”传统准则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士阶层何以出现了这种价值观转向 ,以往论者多归之于民族危机刺激下 ,先进士人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而受到西方思想的启发1。这一思路指出了中国士人观念转变的契机及一部分思想来源 ,但还未能揭示之所以形成这一转变的社会基础和心…     

智者乐水:早期儒家传统中的智慧观

儒家关于智慧的理解对中国人的生活之道产生了长远而全面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智慧型传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比较哲学的角度,通过解读先秦儒家知与智、智与德、智与乐、智与水等多维度的内涵,可以看到儒家智慧观不仅仅是一种对日常生活有用的箴言集合,而且是关于宇宙、历史、社会和人性的道德形上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关于人超越自身局限,获得理想人格的一种阐释。     

行动中的如实呈现——孟子哲学中“诚”的意义新探

“诚”是孟子哲学的重要观念,历来都较受关注。以往多解其为道德本体或精神境界,这在深化对孟子思想理解的同时,也容易淡化“诚”的行动意味。“诚”指的是在道德行动中如实呈现的自身德性,孟子通过“诚”观念挺立人的能动性。孟子对“诚”有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天人之际。“诚”首先是对天的活动方式的描述,天的活动实在而无矫饰,此即“诚者,天之道也”;人通过对天道之“诚”的领会和明觉将其转为内在经验,此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二是个体实践。“诚”的实质是道德主体自觉其固有之德性,并通过切实的道德行动将其如实呈现。三是政治领域。“诚”表现为圣王依其道德本心而进行的政治实践。不论是个体实践还是政治领域,“诚”都有“性之”和“身之”两种展开方式。孟子的“诚”观念是对孔子“直”观念和《中庸》“诚”观念的深层发展,是孟子通过对二者的心性论改造而得来的。“诚”观念集中体现着孟子哲学强大的实践力量,是理解孟子哲学与日常生活之关联的一条重要线索。     

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道德政治”是一种认为良好的政治必须以“积极的公民美德”为根基的政治观.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道德政治”无法约束“人性的贪欲”,无力应对派系冲突,也无法与商业社会相适应.在现代商业社会,良好的政治只能是一种以构建游戏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政治”.不过,休谟对“道德政治”的批判,并非意味着他否认道德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依赖“强道德”而忽视“制度建设”的政治观.     

“性命之辨”中的天人关系——孟子“天人观”管窥

在孟子的思想中,“性命之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阐释,它一方面似乎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所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逻辑产生某种张力。结合孟子整体的思想来看,“性命之辨”背后能够反映出孟子在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实践论中的多层次内涵,特别是能够看到孟子对于天人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有着非常多元的解读。在“性命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孟子将“天”与“人”分别在本体层面和实践经验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区分。在他看来,需要在经验层面对天人之间的分别进行定位,才能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道德修养路径,而这一路径的终点则在于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最高的道德修养目标。在此,孟子的天人观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而进一步具有了道德实践论与方法论的色彩。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的天人观提供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视角。     

争于庙堂的道器与中西——同治五、六年间的天文算学馆之争

同治五、六年间,朝廷同意总理衙门的奏议,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令科甲正途学习西方天文算学。此议受到许多士人反对,但这不仅是士大夫中“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派”别之争,更是朝廷凭借自身权力改革登进之途、以求使士人接受“西器”而引起的冲突。士人抵制朝廷旨意的现象,反映的不仅是近代“西”对“中”的冲击,也是“器”对“道”的挑战。所谓西潮的冲击,除了需要从中西的维度进行理解外,道器的维度同样不可忽视。     

汉代“私书”与汉代士人心态

汉代是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时期,与政治密切相关成为士人重要的群体特点,又因自身受时代推崇的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士人的心态以积极入世、尊崇经典、讲求名节、明哲自保四方面为主。汉代"私书"作品可作为考察这种体现真性情心态的切入点。     

赵孟兆页与元初北方士人的“游艺志道”思想

赵孟兆页出仕大都以后，他与北方士人的交往折射出了普遍的心态，即“游艺志道”思想。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对于“志道”思想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修身养性，二是“达济”之志。他们以宗经的方式来实现为己的内向型的“道”，然后将所涵养的经学要义放在“有用”的层面去推崇，从而通过自己的政治权位来实现“道”的价值和自己的理想。在“道用”思想的影响下，“游于艺”的思想也出现了革新，古之“六艺”变成了诗文书画，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将之作为一种悟道的手段，“游”即参悟体道，是物我相合的过程，这也直接促使了赵孟兆页及元初北方文臣形成了“艺道相合”的思想。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治国用世思想的受阻，将“道用”的理想与志趣移植到书画艺术上，诗文书画不再简单的体现士人的情感意趣，更承载了一份理想、志趣的重量。     

汉代士人的仕事与谗嫉

对于以求仕做官为主要出路的汉代士人来说 ,发生于同僚或竞争对手之间的谗害 ,是他们所可能遭遇的主要政治危险之一。“谗”是一种观实中很难准确断定的行为 ,它对士大夫的命运和心理具有重大影响 ,遭谗畏讥是他们仕宦生涯中一个深存的担忧。而对于汉代的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士人说来 ,导致谗害行为的嫉妒心理 ,深刻地植根于平凡而真实的人性之中 ,它与士人出路的不自由、竞争空间的狭小等密不可分。广泛发生于士人中间的谗害与嫉妒现象 ,可以被视为人性与专制政治中狭隘、短视、无情的成分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一方面显现了士阶层内部的复杂和非理想性 ,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非独立性及因此而来的行为困窘     

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

东汉以名教治天下,褒崇德行儒术,并以此作为取士的标准,遂形成以名节相尚的社会风气。但因选举和任官一以把持在世族手中的乡间清议为依据,乡党品核决定着士人一生的前途,有名者于青云,无名者委沟渠,故人们渐趋于交游标榜,朋比引类,或以不近人情的过激行为博取声誉,从而造成重名轻实,名不符实,乃至有名无实的虚伪风尚。 逮至桓、灵,政治腐败不堪,社会各种矛盾都极端尖锐。宦官擅权,士人进身之途被阻,遂激扬名声,议论执政,即有党锢之祸,接着爆发了黄巾起义,名教之治已濒临崩溃。于是,统治阶级中人纷纷起而救世,其间,出现了种种新的政治理论,荆州学派就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生。 汉末中原大乱,荆州和幽州较为安定,故避乱而至者颇多,而避地二州的士人,其学术思想与政治理想显有新旧之别。东汉的政治经济重心仍在北方,故北方大族势力较强,洛下、齐鲁,是经学的渊薮。东汉的经学,是名教政治的理论基础和士人进身之阶。时“伊洛以东,淮汉以北,郑氏一人而已,莫不宗焉,”郑玄虽然学综今古,却仍不脱两汉儒学的藩篱。避地幽州的,多是此类北方旧学宿儒。北海邴原,“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时相随避乱至辽东。管宁在彼,“语惟经典,不及世事”,“宁以衰乱之时,世多妄变氏族者,违圣人之制,非礼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论     

罗蒂的"自我"观及其政治意蕴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的焦点就是"权利"和"善"何者优先问题,其中的症结就在于"自我"的地位,是镶嵌于共同体之中的,还是无拘的自我?罗蒂在"民主先于哲学"一文中围绕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实用主义立场,试图把"自我"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借助对尼采的"自我观"和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进行创造性地解读,提出信念和愿望之网的自我观,从而在政治框架,而不是在哲学藩篱中解决这个难题.     

修己与治人——从朱熹与王夫之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说起

《大学》絜矩之道的诠释,关系到儒家传统中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的问题。朱子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人心之同,以己心为天下之心,可以兴起民众,正其好恶取舍,故絜矩之道仍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延伸;王夫之则认为家、国、天下之间“理势自别”,因此,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教之之道,以立教为本,推行“恒政”,为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给出了严格的区分。在对絜矩之道的诠释中,朱子的理论重心落在推度人心与兴起民众共通的道德意识上,即以道德的途径为首出,而王夫之对朱子以来的诠释作了深刻的反思,以政治的角度去探求絜矩之道的实现方式,试图以“恒政”实现教、养、政的统一。总的来说,朱子的诠释更贴合《大学》的文本脉络,船山的诠释则更显理论上的创见。     

区分与融合：论北宋审美趣味的变革

随着科举制在北宋的日趋完善,庶族士人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者。他们是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新型士人,这种身份对于审美趣味产生深刻影响。概而言之,就是富“文”又重“道”,士人需要在雄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审美趣味超越政治上的朋党之争,形成一个审美共同体,它既是对异己趣味的排斥与区分,又是对相似趣味的认同与融合。无论是区分,还是融合,士人都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在北宋士人的共同努力下,审美高度繁荣,超越前人,创造出诸多新的审美范式,对于此后的审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试论柳开的古文、古道与宋初士风

柳开是北宋最早倡导"古文"与"古道"之人,其"文道观"的真正内涵是"以经为文"和"以道观文",这在五代末和宋初具有特殊意义.同时,柳开也是最早关注士人名节操守之人,他以毕生精力去净化士人人格,提升士人精神境界,对塑造宋代士人形象,砥砺士风,促进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道学士人”的一种典型：退溪的修身与处世之道

儒学道统之延续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弘道者自身之承载。士人作为自觉的＂道＂之承载者,每个阶段载道的具体形式不尽相同。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代表性儒者,学问精深、品格高洁,虽多次出仕为官,但自身却向往山水,通过立本、为学、受教、谏言等方式履行士人之责。其修身处世方式,固然与当时外在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更多是其学问内在品格的必然延伸,为后世提供了一种＂道学士人＂的存在样式。     

中国古代官箴对当前行政文化建设的意义

官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为官之道。论文论述了官箴的形成、官箴的核心价值及道德操守以及官箴的不足,认为官箴精华与糟粕并存,其积极部分,如“敬畏忠”的核心价值,“清慎勤”的道德操守,对当前行政文化建设仍有正面意义。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政治观

孔子、孟子认为道德重于政治,政治要“以仁为本”,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君主的“德政”,社会秩序就会由乱到稳,从无序到有序;荀子注重的是“礼为法用”,以“礼”约束人的欲望,只有“隆礼重法”,人才能向善、仁义。荀子弥补了孔孟思想中政治弱化的一面,把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仁、礼并用以定天下。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治政观虽偏于理想、完美,但在道之崇高与世之污浊的两极中,是在力求找到政治与道德相统一的治政方案。     

论魏晋美学的自然意象

魏晋美学从玄学的视域重新诠解了生命的本义。在魏晋美学思辨中,审美的宗趣在于“自然”的规定。在这种思潮影响下,魏晋士人认为自然人格的可贵有别于人性道德价值。后者经由读的理性分析而通达于名;前者作为一种审美旨趣由静观通达于象。正是在可读的人与可(静)观的人的比照中,人的本原意义得以彰显。     

论圣人与圣王神话——古代政治神话论纲之二

“圣”或“圣人”的范畴,可以说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要义。它不仅意味着传统的人格理想,同时也是伦理理想及政治理想等的集中体现(“内圣外王”)。古代思想中有多少内容各异的“道”,几乎就有多少种与之相应的“圣人”形象。圣人是体道者,因而圣人观肯定是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将传统的圣人观理清了,也就近乎理清了传统文化。但这远非本篇所能达到,在此,只对有关政治神话的圣人观作一初步的清理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