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绚《春秋传》佚文考说

刘绚《春秋传》在宋元之时多有流传。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氏学》与《程氏杂说》皆系刘绚《春秋传》佚文。又其他著述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书亦多引刘绚《春秋传》,兹并为辑考,凡得一百八十四条。刘绚《春秋传》对程颐《春秋》学主要有三个重要作用:一是绍述其说;二是推广其义;三是补其未及。刘绚继承并推广了程颐《春秋》学,对程派《春秋》学的发展实有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胡安国《春秋传》明标称引刘绚之说的例子不多,大量的是参考吸收后进一步的发挥与深化。     

上下尊卑与义利之辨——胡安国《春秋传》政治理念解读

面对宋代的政治危机,胡安国将经邦济世的志向和方案融汇于其《春秋传》中,以正人心作为解决当时危机的根本出路。所谓正人心,就是通过注解《春秋》来在人心中确立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对于这种理念,《胡传》是通过传统儒家的义利之辨予以阐发的。《胡传》对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的阐发,代表了当时《春秋》学的最高成就。     

孙觉《春秋经社要义》佚文考说

孙觉<春秋经社要义>成书后不久即为杜谔<春秋会义>所征引,可见此书在当时受到相当的重视.除杜谔<春秋会义>外,其他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吴澄<春秋纂言>、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宋元人著述中也时见征引.兹综加辑考,并参以孙觉<春秋经解>,凡得<春秋经社要义>佚文五十七条.<春秋经社要义>的体例大概是先分门别类,再悉列同类例相关经文,然后加以综合解说.<春秋经社要义>受到啖赵学派影响,会通三传而不专主一家,于三传、啖、赵以及胡瑗、孙复皆有取有弃.<春秋经社要义>与<春秋经解>不是同时的作品,它们代表的是孙觉青年和晚年两个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其间有延续,有深化,也有改易修正.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     

《春秋》“第四传”何以形成?--从道统论看《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

从道统论的视角,探讨胡安国《春秋》学的批评史,以及《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历程,发现程朱道统的追述与建构,对胡氏学地位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朱子对胡安国"义理正当"的评定,体现了其在建构《春秋》宋学理论范式上的意义。考察从南宋到清初的《春秋》学史,可见后儒继承着胡安国对《春秋》大义的理论阐发,亦可见朱子《春秋》学的影响和以程、朱修正胡氏的思路。实际上,胡安国《春秋》学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统的建构有关。"程-朱"道统谱系追述与续接,是具有经学范式意义的"胡氏学"确立其理论特性的思想基础,也是《春秋胡氏传》经典化为《春秋》"第四传"的根本原因。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论胡安国《春秋传》对于义利之辨的理学诠释

胡安国《春秋传》体现出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的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用理欲褒贬取代义利之分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春秋》以义利释经的传统转化为以理欲诠释的方式,在《春秋》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朱熹《大学章句》的特点是:以明德—气禀—复其明德为基本结构,以明德为心的本然之体,从而赋予《大学》一种心性论的诠释。这种高度心性化的经典诠释为道学的发展提供了经典理解的依据。而在朱子的《大学》解释的功夫论中,一方面,格物和诚意居于核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为学次序的关注成为朱子基本的问题意识。简言之,人的为学,必须遵照《大学》以格物为起点的顺序,一切功夫以存天理、去私欲的道德修养为中心。     

范宁对《春秋谷梁传》“日月时”例的继承与发展

"日月时"例,是《谷梁春秋》经传诠释的一大特色,汉儒乃至魏晋儒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而范宁则在两者的基础上,承袭、补充与完善了《谷梁春秋》经传文本及其汉晋注的这一《春秋》义例,极大地发展了汉晋《谷梁》学的这一诠释个性,并空前丰富、深化了《谷梁春秋》经传的内在意蕴。     

朱子《家礼》冠婚制度的沿革及影响

朱子《家礼》自宋代成书后广为流传,至元、明、清时期,其地位已由私家之礼上升为官方之礼,其文本亦由《家礼》本身衍生出大量注释、节编、改编本。其中冠、婚二礼流传尤广,元代《至元婚礼》、明代官方通行的婚礼以及《大明集礼》中的冠礼等,皆本于此,清代《御纂性理精义》亦将其收入。自此,朱子礼学思想真正得以应用于庶民,落实为一种社会普遍生活方式。宋元以降,朱子《家礼》一书,逐渐成为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基本礼仪规范,对东亚世界影响深远。     

论朱子在诠释《中庸》过程中受吕与叔之影响及对吕氏之批评

对《中庸》的诠释，是朱子(晦庵，1130—1200年)《四书》诠释工作的一重要环节。在朱子一生中，先后作《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删定《中庸辑略》，并留下了三大卷与门人研讨《中庸》的语录，自有《中庸》以来，在对《中庸》的诠释史上，朱子可说是一人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绾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大学》工夫诠释图式重构——以朱熹、阳明的《大学》诠释为语境

《大学》在宋已降的经典诠释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以其工夫之道成为各种诠释话语的主题,也因此在不同的诠释视阈中呈现出不同的工夫图式,其中以朱子理学至阳明心学的诠释图式为代表,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以伦理之域的修养论为旨归,在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上对朱熹工夫论的智识化诠释倾向。在此辨析基础上,新的工夫图式得以建构。《大学》工夫新图式以成德为内在理路,以逐层递进为逻辑关系,呈现出内修、外治和内圣外王一体的三重结构。新图式在某种意义上更形象地体现出宋明理学的儒学本质和特色,也对解决内圣外王的紧张提供了一条思路,因此对儒学开新与践行不无启示意义。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

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毂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犬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辉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发微

胡安国《春秋传》在借鉴前人以"礼"解经的基础上,引入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对《春秋》作了新的诠释。他有时甚至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二程理学中核心概念的"理"来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同时,胡安国将董仲舒以来的王道《春秋》的评判标准也纳入理学的范畴,用天理代替王道,用天理来统摄《春秋》全经的解释。胡安国用义利褒贬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和"礼"一样,成为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     

《春秋正辞》的书法

我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庄存与的论文中,对《春秋正辞》的思想特色与历史意义作出了说明,对其书法方面却没有论及。而书法历来是《春秋》学尤其是《公羊》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说《春秋正辞》从内容上具有不重微言,只讲大义的特点,与《公羊》学存在差别,那么,就讲求书法而言,则与《公羊》学如出一辙。从书、不书、当书而不书、不当书而书、常所书、偶所书等所谓《春秋》书法中,以推见圣人之义,是《公羊》学阐释《春秋》的特色,也是其与《左传》、《谷梁传》的区别。庄存与不仅在《春秋举例》与《春秋要指》中论列了这些书…     

董鼎《孝经大义》对朱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

宋末元初,涌现出一批以羽翼与阐释朱子著作为己任的理学家,董鼎即是其中之一。董鼎以朱熹《孝经刊误》为经,取代《孝经》今文、古文本,模仿朱子解《四书》的体例撰著《孝经大义》。他以理言孝,以孝统摄仁与礼,并以“全人”为孝的最终价值目标,丰富了《孝经》义理,完成了朱子学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孝经大义》促进了朱子著作的经典化,是我们观察朱子著作经典化的重要实例,在《孝经》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以季本对朱子《中庸》诠释的批判为例

明代学术经历了由早期“宗朱”向中晚期“崇王”的演变。阳明学者季本通过对《中庸》“已发未发”“戒惧慎独”等内容作出心学化的诠释,积极回应、参与明代学术的这种演变。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以朱子为对话者,透过对朱子相关诠释的批判来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折射出在明代“由朱转王”的学术演变进程中朱学始终未因阳明学的发生、发展而“离场”的事实。季本对《中庸》的诠释及对朱子的批判,成为我们把握《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之互动关系以及厘清明代学术演变进程中的一些细微面向的重要个案。     

论谭嗣同的经典解读——以《春秋》《大学》为例

谭嗣同对《春秋》的解读沿着公羊学发挥微言大义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展开,故而对《春秋公羊传》推崇有加。他认为:《春秋》以维新为宗旨,书中的内容围绕着维新这个主题展开;《春秋》秉持"称天而治"的原则,这证明了孔子主张平等,反对君主专制。谭嗣同对《大学》的释义沿着唯识宗与华严宗两条线索展开,认为唯识宗所讲的业识,就是孔学所讲的人心,唯识宗所讲的智慧,就是孔学所讲的道心。通过谭嗣同的诠释和解读,《大学》在内容上与侧重变易观、历史观的《春秋》呈现出明显不同,而平等是二者共同的主题。谭嗣同将对经典的解读与近代的价值理念相对接,既流露出对平等的推崇,又是对中国经典的创新性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