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战略”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的影响

地区秩序由地区权力格局、地区制度格局和地区规范格局共同构成。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印太战略”,通过权力投射,巩固了地区军事与安全控制力,增强了经济影响力,促进了地区抗疫合作,使得西方主导性上升与地区权力格局外源化;通过机制构建,构建了以其为主体的地区安全机制网络,还建立了若干西方俱乐部式小多边主义机制,使得地区机制的排他性增强,地区制度格局复杂化;通过话语叙事,建构了一套西方式话语叙事体系,为其提供“合法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对该地区的介入,并将这套话语叙事体系与海上安全介入等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这些变化共同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产生影响。不过,该地区秩序的长期走向还取决于多类行为体的复杂作用与互动。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以美国印太战略为视角

拜登政府赞同特朗普政府对华认识,并继承了其对华遏制战略的基本思想,同时加紧实施针对中国的“联盟战略”,拉拢更多盟友,利用国际规则和法律,继续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补贴、产业政策、科技等领域持续打压中国,严重影响了中国快速发展的进程,增添了中国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复杂性与难度。中国必须早作应对。     

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的实质及中国的应对

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旨在遏制中国、重构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体系。该经济框架以美国利益为先,内在构架空洞模糊,各国参与热度较低。“印太经济框架”实施前景暗淡,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为应对“印太经济框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定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促进地区团结合作;鼓励自主创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的合作实践研究——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为例

太平洋岛国是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的重要国家,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后中国外交理论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实践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双方存在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合作基础,二者互为战略需求是双方能够进行战略对接的根本原因。双方战略对接的挑战既来自于太平洋岛国内部,又源于大国战略竞争的风险。未来中国应在双边层次上细化对岛国的研究,找准对接领域,实现双边互利互补;在地区层次上强化和提升现有合作机制,增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同时重视地区支点国家的培育;在全球层次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给予太平洋岛国大力支持,同时协调好与其他域外大国的关系。     

中美战略博弈下的东南亚“地缘引力结构”解析：路径与方法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助推下稳步发展,取得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显著成效;另一方面也在美国的地缘战略压力下面临严峻挑战。基于地理历史、经贸合作、军事安全、政治信任、社会文化等五个维度,评估的东南亚"地缘引力结构"表明:其一,中美在东南亚国家的地缘引力存在较明显的区位差异,有必要妥善选择地缘博弈发力点;其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面临日印等国的侧翼牵制,有必要依托基建联通促进次区域融合;其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在主观维度上存在"短板",有必要加强本土化的民心相通工作。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政治风险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带一路"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政府政策调整、直接干预、行政不作为等政治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政治举措、外部政治事件对推进"一带一路"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着大国博弈风险、地缘政治风险、政局动荡风险和文明体系冲突四种政治风险。推进"一带一路"需着力避免战略误判和大国直接对抗,积极创造"顺势而为"的战略环境和机遇,继续推进陆海统筹和沿线市场化经济合作。     

论卡特政府的“新世界秩序”战略

出于对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领域出现的新变革的共同认识,卡特政府制定了“新世界秩序”战略。但该战略制定者们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世界观,其中,卡特是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万斯是一位理性自由主义者,布热津斯基是一位权力现实主义者。内在世界观的冲突使这一战略从产生之日起就孕育了巨大的分歧,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一带一路”战略: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中国逻辑——基于“世界岛”和“边缘地带”理论的比较视野

一带一路是崛起的中国主动融入世界、惠及世界的国际战略。这一战略着眼于地区之间的联动发展和合作共赢,立足于各个国家之间的长远发展和现实关照,绝非落入大国地缘政治权力争夺的窠臼。与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相比,一带一路战略超越了传统的霸权思维和权力决定利益的地缘政治思维,具有普惠性、包容性和平等性。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剖析比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对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构建合乎中国逻辑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蕴,而且对于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拜登政府的数字合作战略：意图、行动与限度

《数字战略(2020—2024)》标志着美国拉开基于美式价值观的数字合作“大幕”。该战略具有以下三点意图：一是将所谓民主价值观置于国际数字合作的首位,强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二是抢占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市场,增进美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效益;三是塑造符合美国数字规则偏好的全球数字规制体系,提升美国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方面的领导力。目前,拜登政府正借助与盟友及伙伴国家共建所谓“数字民主俱乐部”、完善私营部门参与的跨国数字合作机制、塑造与“美式模板”相匹配的全球数字规制体系等三个主要方向推进数字合作行动。然而,拜登政府实施数字合作战略的进展有限,正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双重制约。美国试图“提升新兴数字市场自力更生能力,构建开放、包容和安全的数字生态体系”的两大目标恐难以实现。     

发展战略、转型升级与“长三角”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

经济转型升级与在国家层面上的发展战略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体制机制有直接的关系。只有把以学习和模仿为主的后发优势战略转型为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先发战略,才能有效地带动经济转型升级,避免使发展过程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才能成功地进行发展动力源的切换。长三角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产业角度看,就是要集中资源,重点发展代表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争当价值链的链主。又好又快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首先启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就等于抓住了经济转型升级的牛鼻子。在目前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存在投入相对不足、进入的行政壁垒较高、全球化发展程度不够的条件下,率先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就是要像过去抓工业化一样抓服务业发展,就是要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以全球化视野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在扩大内需中内生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利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联效应和庞大的市场需求协调地发展服务业。     

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动因、特征与前景——兼论“美国优先”的政治底色与逻辑陷阱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提出“美国回来了”和“中产阶级外交”两个口号,力图在外恢复美国的软实力,对内更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但其实际推行的政策仍带有“美国优先”的浓重痕迹。拜登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手段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在侧重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低调谋取单边利益,用虚实结合的方式维持美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表面平衡。拜登政府此举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国内危机不断出现、大国竞争加剧和同盟内部分化,以及特朗普刻意制造了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继续坚持“美国优先”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从历史上看,美国追求“美国优先”是一种常态化行为,杰克逊主义的外交传统为其提供了政治文化根基。“美国优先”的背后也透射出复杂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保守主义者的诉求,反映出对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满,意味着美国梦的迷失,也因其对应政策的开放性而显现出典型的政治工具属性。但是,美国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其制度因素所致,坚持“美国优先”在协调内外利益、远近利益、软硬实力等方面注定难以达成目标。鉴于“美国优先”理念已成为政治正确,两党均致力于以不同方式予以坚持,因此其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中亚的地缘政治：“大博弈”与“小博弈”

以往的论者关于中亚地缘政治的分析,一般都十分重视大国因素,自然缘于大国政治对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文章在探讨中亚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过程中,既充分考虑到大国间的"大博弈",在主要分析美国中亚地区大战略的同时,还关注小国的作用,在"大博弈"与"小博弈"的交织、汇演中把握中亚地缘政治的新动向.中亚舞台上的"大博弈"与"小博弈"的交织、汇演,地缘政治形势将愈来愈复杂.     

美国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贸易权力的重构

面对多边贸易体系权力结构多元化对美国贸易权力的挑战,美国力图凭借主导区域性贸易协定及其制度规则以重振贸易权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则是美国重构贸易权力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借助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致力于拓展美国的贸易利益,增进美国的贸易实力,主导制定新的贸易规则,重塑亚太贸易权力;另一方面,美国还冀图依托其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的主导地位以应对多边贸易体系权力结构多元化的挑战,重振美国的全球贸易权力。     

东北亚大国对蒙战略与蒙古的“多支点”外交战略

冷战结束后 ,地处东北亚的内陆国蒙古成为美日俄等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 ,而蒙古国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 ,调整了其在冷战时的外交战略 ,实行“多支点”外交。本文分析了蒙古国之所以成为大国争夺对象的原因 ,以及其“多支点”外交政策对整个东北亚未来战略格局的影响。     

“入世”与大经贸战略

一、拓展国际贸易的国内外地域空间我国自然环境地区差异大 ,生产力发展不平衡 ,对外开放程度不同 ,因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并突出地表现在外贸出口领域。 1998年 ,各地区出口商品总值中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建 7省市处于领先地位 ,出口总值为 14 89314 0万美元 ,占全国出口总值 18375 711万美元的 81% ,其他省区市仅占 19%。在国内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中 ,广东、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名列前茅 ,仅这 5个省市的出口总值就达 660 6817万美元 ,占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 80 96189万美元的 81 6%。而…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双低”困境及“三步走”战略

大学生创业教育是培养学生如何适应社会生存的能力以及进行自我创业的有效途径。近年来,由于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和高校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已成为我国创业大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由于创业文化的缺失、创业信息的不充分以及大学生自身能力存在的问题,导致大学生创业存在＂双低＂困境。本文针对大学生创业存在的如上问题,并以高校为创业教育的行为主体,提出创业教育培训＂三步走＂战略,通过创业文化的塑造、创业信息获取渠道的完善以及大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提升大学生在创业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适应“入世”的新变化 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

适应“入世”的新变化,加快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在对国外开放方面,天津应大力培育实施这一战略的主体,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培养国际化经营人才;同时,在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中也要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要站在发展区域经济、联合对外的战略高度,共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企业联合;把天津与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放到关乎天津战略地位的高度,研究制定一整套相关的方案和措施;建立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引进风险投资,支撑科研开发。     

理性思考与文化自觉——列宁“政治遗嘱”中的文化战略之思

列宁在最后口授的书信和文章（统称为＂政治遗嘱＂）中把文化提升到具有战略高度加以思考和认识。指出要加强党对文化的领导,用先进文化武装党;要以教育为切入点,加强文化全方位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注重提升国家文化实力。列宁＂政治遗嘱＂中的这些文化战略之思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笔理论财富,更是对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现实启示。     

“一带一路”建设与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升级——基于两轮对外开放比较的视角

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对外开放战略致力于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引领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升级。与前一轮对外开放相比较,本轮开放战略具备更厚实的基础、更注重长期发展绩效,是更高层次的跨区域合作以应对大国竞合博弈格局的重构,因此在战略目标、战略实施主体、战略重点、战略伙伴构成及"海权"与"陆权"战略侧重等方面,两轮对外开放存在继起性与差异性。基于这一出发点,"一带一路"建设应在基础设施互通与产业关联协同、国内区域协同发展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有机耦合、国家顶层战略设计与民间行动协同、经济效益与生态文明、社会效益目标融合、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战略复合等不同维度强化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