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与其说“写什么”,不如说“怎么写”——关于哲学文体的改造

在西方哲学史中,“写什么”的问题是关于真理或观念的本体论问题,“怎么写”的问题,是词语本身的问题,或形式问题。20世纪欧洲哲学的倾向,是以“怎么写”代替“写什么”,从而使哲学理解方式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冯契先生的佛教观研究

冯契先生对佛教的关注,主要涉及其对印度佛教基本内涵的概括和对中国佛教主要特征的诠释这两个方面.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转识成智”这一范畴的深入考察,冯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观.冯契先生的佛教观,对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冯契的“智慧说”和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因从知识论的立场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而陷入困境。冯契立足于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通过人在实践活动中对象的实在感来论证物质第一性原理；另一方面，冯契又借用西方哲学中内在性与外在性概念以及中国哲学中“体用不二”的原理论述了人的认识是可以把握对象的，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为自己的智慧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论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以综合创新方法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和以转化再造方法传承中国哲学话语方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契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努力克服研究中“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取得了重大突破。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其“天人交互”的总特点,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冯契以辩证逻辑方法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入、科学的说明;而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     

“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深刻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南方谈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联系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社会发展动力论、唯物辩证法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的运用和发展,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命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设了重要理论基础,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力作——《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评介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李维武教授近年来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致思理路。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除了运用逻辑的方法以外，还更应该重视历史的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重视的是哲学自身的内容和线索，着重对哲学思想的内在演变进行考察；所谓历史的方法，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的具体的历史生成与演进，着重从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上对哲学史进行考察。如果说，李维武教授于15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哲学史研究的逻辑的方法的最好诠释的话，那么，他的新著《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对哲学史研究的历史的方法的成功尝试。     

旧史中的新关怀——钟泰《中国哲学史》中的时代隐忧

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背景下的产物。基于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独特理解,开创了“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该书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史料的判别标准与范围、新史学思潮中的学术风气以及新史家对传统哲学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驳斥,体现了对新史学思潮中浮躁的学术氛围及新史家对近代西方新概念、新工具的滥用的隐忧,是对新史学思潮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与反思。     

中国哲学史中“以马释中”的理论贡献——对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探讨

20世纪30～40年代,张岱年、杨荣国、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发掘中国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传统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诠释,开拓了明清之际及鸦片战争后等中国哲学研究新领域。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探究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自觉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     

“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阐释--文化哲学的视角

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即文化哲学问题。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作何不屑状,“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必须正视之、研究之。     

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语言和观念史考察

百年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史可以扼要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前50年为“初兴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沉寂时期”;改革开放后为“复兴时期”。从语言上看，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哲学译名源于日译著作，于20世纪初在汉语学界出现，但作为具有独立学术、学科意义的政治哲学，则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步确立。从观念上看，初兴时期以“政治理想”为关键词来定义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则以“权力、价值、规范、正当”等一组关键词来解读政治哲学。现代汉语的政治哲学观念大体上通过三种进路形成并展开：内在性进路、外在性进路和历史性进路。从学术形态上看，早期政治哲学较弱的学科意识，及其语言和观念形成的复杂历程，造就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中“以政治思想史撰写政治哲学史”的学术传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亦逐步变成显学。梳理百年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学术史支持。     

冯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创见

冯契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元理论两个领域的富有创见的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 ,冯契有三大成就 :构建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体系 ;从广义认识论角度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蕴含丰富的认识论 ,驳斥了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不发达的流行观点 ;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近代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哲学革命。     

“爱智慧”辨义——《西方形而上学史》导言

本文在分析西方世界的几个主要哲学概念如“智慧”、“爱智慧”、“形而上学”等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爱智慧”,对西方哲学史的性质进行论述,认为“哲学”一词原本是“爱智慧”的意思,但自亚里士多德之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就是形而上学史     

张岱年的中西哲学观及其“综合创新论”

张岱年先生的著名的“综合创新论”是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提出的。他认为 ,中西哲学有共同的问题 ,故可比较 ,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哲学。但张岱年不是抽象地肯定中西哲学之“同”或“异” ,而是通过具体分析 ,指出二者既有同 ,又有异 ,同之中又有异。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创新论” ,作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条可行之路。 2 0世纪 80年代的文化“综合创新”是在 30年代“创新综合”的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展 ,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其中特别强调方法论与价值论的意义。本文最后讨论了“综合创新”何以可能的问题     

毛泽东倡导“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1956年毛泽东在主持写作“两论”的过程中，提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课题，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两论”从哲学层面发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萌芽，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旗帜，为实现第二次结合提供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武器；奠定了邓小平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认识基础，孕育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