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十二郡”考议

睡虎地秦简"置吏律"所载的秦"十二郡",最早形成于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年)。从惠文王至昭襄王前期,秦国在东、南两面疆土扩展,先后设置了上、巴、汉中、蜀、河外、河东6郡。关东诸国合纵制秦,秦东进压力加大,被迫与韩魏保持较长的、相对和平的格局,而将经略重点转向关中,征服狄道、义渠,置陇西郡、北地郡。垂沙之战后,齐楚联盟破裂,为秦国东扩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战略时机,至昭襄王四十一年,秦国攻取了楚、韩等国大片土地,先后设置了南、黔中、南阳、河内4郡。至此,秦"十二郡"格局形成。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

自汉以来历代先贤对秦短祚而亡的原因作了诸多方面的评价与探讨,整体而言,多不出严刑役重的"暴秦"说和"废分封,行郡县"的"秦制"说两种归因倾向,但事实上秦亡原因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如果我们从制度变迁视角来考察,秦亡原因可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正式制度设计存在"制度漏洞",皇帝制度下缺乏必要的监督制度,加之秦始皇个人的认知局限,在面对新的国家形势时未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导致国家整体制度框架失衡;二是秦始皇"急政"强制剥夺了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制度试验"环节,忽略了分封制的路径依赖性需要一定的缓冲周期,未把握好新旧制度转型或过渡的基本规律;三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失效,导致制度成本不断增加,国家负担日益沉重。不可否认,缺仁暴酷作为导火索加速了秦的灭亡,但其根本原因则仍需从制度设计层面和制度适应性效率等方面综合考察。     

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

新近公布的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均有"从人"简。"从"意为"合从""从亲",专指关东六国缔结盟约,联合抗秦。《岳麓秦简(伍)》013 018简表明,至晚在公元前228年秦灭赵以后便兴起从人狱,故赵将军乐突及其亲属、舍人均被列为从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从人狱波及全国,历时长久。从人及其亲属、舍人除被处死刑者外,均被输往巴、洞庭、苍梧等边境郡县,从事制盐、种田、土木工程等劳役,终身不得赦免。直至秦始皇三十五年,才因某突发事件,赦免部分故代从人。秦始皇对从人的态度反映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议帝号诏和三十七年会稽山刻石中。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秦禁“私学”辩──兼论孔子私学的性质

“私学”只能与“公学”（国学）相对而言．孔子所创之私学是下级贵族的私立学校,属“官学”,而秦朝所禁之“私学”是指“与君令国法相违背的学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秦限制了教育的发展,相反,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学校教育．     

魏源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发

自孟子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之后,历代多有训解。魏源对历史上以颂、正雅或是变风之亡等来训解《诗》亡的各种说法都给予否定,认为应该从王者之迹熄来理解《诗》亡,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认识到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法的微言大义,知晓《春秋》是对王迹的承接,而《春秋》承接王迹是通过五霸来实现的。与以往人们论五霸多推尊齐桓、晋文不同,魏源特别称许楚庄王,多或少也有赞美清王朝的意味。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秦汉之际的两次分封──应当重新评价项羽“分封十八王”

一、问题的提出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秦王朝后,项羽以盟主身份压服刘邦等人,封立随他入关的主要将领和秦的重要降将及刘邦等明人为王,它就是项羽“分封十八王”。它是项羽政治事业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这一措施,史学界一般持否定的评价,并认为它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如：张传查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史纲》就说：“项羽虽在反秦斗争中立有大功,但在秦亡以后,他已成为旧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搞分裂割据,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小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古代史）也说：“当农民革命高潮一过,主要敌人已消灭,那些夹在反秦队伍中的…     

“戏”说革命:“反历史主义”戏改倾向及其文艺阐释系统再考察

“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对于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变革政治文化体制、建构人民主体形象等具有标志性和寓言式的历史蕴涵.在有关“反历史主义”的戏改倾向及其大讨论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本身所含的诸多要求之间彼此牵掣而产生的种种张力与制约,即通过政策实践、文艺批评、讨论乃至批判等文化生产机制来发挥其内部新陈代谢的自我调控功能.这也就是主导着旧剧改造及其文艺阐释系统的意识形态威力与限度之所在.     

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借用新的"现代性反思"理论资源"重写文学史"事实上出现了三种研究向度,其中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崛起特别引人注目。新左派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将1942至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指认为"反现代的现代"文学,并高度肯定这种文学及其主导性地位的合理性。本文分析了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并指出新左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对"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毫无反思,对这一概念的内在纠结与困境毫无觉察,因此在概念的使用上陷入了一种典型的"大概念迷信"。     

存在主义的“后现代”思考

后现代社会尽管物象繁华 ,但是在“狂欢”的背后 ,仍然是存在主义者当初提出并关注的个体存在的基本问题 ,即以存在的荒谬为核心的情绪体悟。循此思路加以探究 ,并在存在主义及文学作品和后现代的现实间穿梭 ,而展开追问和思辨 ,分析了存在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和对于现代社会的解读意义。我们应融合东西方的思想提出解决的思路。为此 ,应强调 :人作为存在的价值和受到关注的必要性 ;人与“周围世界”、人与“共同世界”的责任和权益的关系 ;肯定存在主义者对于“行动”“介入”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死亡的关注来引领人对生之热爱和精神的追寻 ;呼吁人们将目光投向“新理性”的探索     

地票价格探析:基于耕地价格的思考

地票的价格是地票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但目前由于地票定价理论的不成熟,实践中的地票定价除了力求农民不受损失外,缺乏真正让人信服的理论依据,且随意性比较大,难以说服公众。从地票的形成及交易过程可以看出,地票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最终通过征收转用过程实现。比较征收转用前后的土地价格,可以看出地票的实质是对征收转用耕地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补偿,地票价格是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产生土地增值收益的权益价格,该权益价格不是土地增值收益,而是耕地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格与生态价格之和。地票价格与土地增值收益此消彼长;不依成本定价,但必须制定最低保护价;呈上涨趋势,但上涨有限。     

“秦关楚路”:北周射礼的文学书写及其影响

北周射礼建制在宇文邕治下达到顶峰,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书写在庾信、王褒等降北南士的主导下,一反政治领域“糠秕魏晋,宪章虞夏”的宗周复古原则,突显宗法汉晋的旨向,体现出鲜明的南朝化特征。庾信、王褒为适应宇文邕政权结构调整和一统齐、陈的军政需要,在胡汉二元政治思维的框架下,推尊北周王祚正统,继承汉晋以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颜延之、王融等所奠定的阅武、校射、田猎、游放、宴射、祓禊等文本传统,造就了北周马射赋、观射诗、武将碑铭、燕射歌辞的官样范式,对隋唐射礼赋、边塞诗的发展颇具推动之功。     

关于反对“新官僚主义”的思考

官僚主义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顽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与计划经济时期以"做官当老爷"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义相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官僚主义"因其极端个人主义的内在本质而对党和政府的肌体危害更大.因此,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新官僚主义".从根本上医治"官僚主义"顽疾,一是要严把干部"入口"关;二是要坚定地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把从严治党方针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三是要不断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加大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     

从“去体制化”到“新体制化”:社会工作的体制嬗变

社会工作体制是由社会工作领域中组织结构和规范结构组成的关系网络,主要包括服务体制、管理体制、资源供给体制和职业保障体制。体制化是针对“体制内”而言的,是指某种体制的发展特征在全部或部分方面有向体制内转化的趋势或表现。基于体制和体制化的理论视角,文章分析了S市社会工作体制从去体制化向新体制化的嬗变过程,并从经济控制、政治整合和组织改造三个方面分析了新体制化的形成机制。社会工作新体制化需要处理好强化监管和社工机构自主性的矛盾、专业性和行政化的矛盾、长期服务战略要求和机构短期行为的矛盾。     

战后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从“中国化”到“在地化”——基于知识界的考察

战后,国民党政权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对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进行中国化重建,并重塑了台湾族群已经模糊的中国认同。而二二八事件之后,中国认同下的地方意识开始出现。在历经数次意识形态论争后,台湾的族群认同矛盾渐渐凸显,开始转向脚下的台湾。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思潮和内部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族群认同呈现出模糊不清的迷惘状态,甚至建构出了具有本土性的台湾认同,造成了社会和族群的严重撕裂。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经历了"中国化"、"乡土化"、"在地化"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斗争以及省籍矛盾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折又受到西方思潮的严重影响,是"边陲——核心结构"影响下的产物。     

赠地学院对中国“三农”领域高等教育的启示——基于“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现象

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并存反映了高等教育在三农领域存在一定的缺失与不足,与早期的美国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比中国与美国高等教育在特定时期的规律与特点,借鉴赠地学院的经验,探索总结中国三农领域高等教育的改革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