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演绎的正确格式与康德的自然偏离

范畴是感性杂多提升为意识(经验)的条件,这是康德先验演绎的核心,它采取的是目的论式的存在阐明思路,而不是通过对知性能力的揭示来证明范畴向感性杂多运用的必然性.在前者中康德只能抽象、外在和偶然地说明二者之间有关联.但按照感性与悟性分离的预设和先验演绎的宗旨,应该以后者的方式把先验演绎看成一个逻辑证明要求,即论断知性内在地拥有关于范畴与杂多的关联及其作用机制的普遍原理,因而特殊的感性杂多必然被自然识别而激起其对“权利”的行使.这就要求针对先验演绎问题使用综合方法制作必须包含先验的“杂多”概念的关于知性活动原理的普遍命题,而不能从感觉经验的事实出发以分析方法回溯其条件.然而,由于康德为先验演绎所选定的逻辑起点即抽象的“我思”没有承载和推进综合方法的理论构建能力,所以致使他不可能作此演绎设想.     

康德的范畴理论

:康德的范畴学说是康德知识论的核心内容 ,也是康德哲学体系的理论支架。本文简要论述了康德范畴学说的基本立场与观点以及康德探讨范畴问题的方法。从范畴的定义、来源及其客观有效性等层面阐述了康德范畴学说的理论要点     

论康德的先验演绎证明结构的综合性

先验演绎是康德全部理性批判工作的凝聚核心,康德正是在先验演绎论证中确立了其理论哲学、乃至包括实践哲学在内的整个批判学说的基本理论框架。因此,研究先验演绎对理解康德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文针对并批判地评述了当代西方康德专家关于先验演绎的某些重要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利用康德关于“一般直观”与“特定形式的直观”这一重要区分,通过梳理先验演绎文本,建构了康德的演绎证明结构,并着重论证了这一结构所具有的综合性质     

康德法权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

对康德法权学说的认识和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宏观把握基础之上。文章首先根据康德先验哲学的路径阐明其法权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然后通过回答法权命题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论证法权的普遍有效性,最后按照范畴的先验演绎的思路阐述法权概念的演绎过程,以期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宏观视域中把握其法权概念的实质。     

为什么康德对范畴的先验演绎写了两个阐释

为什么康德对范畴的先验演绎写了两个阐释?我的回答是康德对对象的多种表述实际上是统一的，他的范畴的先验演绎是为了解答范畴为什么能对对象先天有效。他的两版演释都是为了这同一目的，而之所以写了两个阐释，除开第一版演释写得晦涩难懂之外，更主要是因为第一版演释并没有全部完成演释的目的，而第二版演释则发展完善了第一版演释。第一版演释康德所分析的对象是Gegenstand，是狭义的对象，只证明了范畴对此对象的客观有效性。第二版演释康德所要证明的仍是范畴对对象(Gegenstand)的先天有效性，但他这次则是从宽泛意义的对象(Ohjekt)入手，首先证明范畴对对象(ObjekI)有客观有效性，其次再证明范畴对对象(Ohjekt)中的狭义的对象(Gegenstand)有客观实在性，从而更加全面地证明了范畴对对象的先天有效性。     

“经验的可能性”与B版演绎——对康德“先验演绎”论证的分析

范畴的先验演绎需要借助“经验的可能性”才能完成,也只能以“范畴是经验的可能性的先天条件”为证明原则展开论证.通过分析“经验的可能性”概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B版演绎将在两方面得到考察:一、经验的可能性被理解为与认知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一般经验,B版演绎则分别从判断、统觉、知觉这些经验(经验的可能性)出发论证范畴的客观有效性;二、经验的可能性被理解成任何可能的或实际的经验,B版演绎的证明结构则表明范畴的运用领域从一般感性直观转向人类感性直观.     

论康德先验幻相的样式

先验幻相理论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先验辩证论部分的主体内容。先验幻相是由于知性范畴的超经验使用与理性的僭越本性而产生的错误观念。康德根据对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哲学体系的研究与范畴演绎的分析,将先验幻相的样式分为心理学理念－灵魂的幻相、宇宙学理念－世界的幻相和神学理念－上帝的幻相三种。康德通过对三种先验幻相的阐释表明了传统形而上学之不可能,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扫清道路。     

康德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

康德对范畴客观性的先验演绎最终完成于后演绎的“原理分析论”经验类比部分。经验第二类比关于因果性的证成有赖于主观时间秩序与客观时间秩序之间的有效区分。对客观性的传统解读有两种：客观实在性和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但传统解读没有成功处理“客观性”的二难，以至无法令康德对范畴运用规则及其界限的说明同时抵御认识论和道德哲学中普遍怀疑论的攻击。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即以别种表象方式的可能性为前提的跨主体视角下的客观实在性，可以消解传统解读的二难。承认这样一种客观实在并不与康德哲学的批判原则相冲突。     

论康德的“自然”概念及其与“范畴的先验演绎”之关系

康德在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讲座”中阐明了“自然”一词包含的自然对象和本性的双重含义。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范畴的先验演绎”证明第二步,尽管未解决显象与范畴的“异种难题”,但康德对“范畴如何给视为一切显象的总和的自然先天地规定规律”之谜的解决,证明了认知的自然的规律出自人类本性,克服了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事实和价值的二元对立。     

海德格尔对康德范畴思想的存在论解读

本文就海德格尔对康德范畴思想的存在论解读做了分析,指出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思想中的范畴首先必须本质上与客体相关.范畴通过与纯粹直观(时间)相关而与客体相关并因此合法地获得其内容,范畴本质上是受时间的规定.范畴不是来源于知性及其判断形式,范畴作为存在论谓词是起源于想象力.文章最后阐明海德格尔如此解读的思想意义.     

清代学术史上的盛事:戴震、段玉裁论韵十五年

戴、段论韵十五年,在“上古支、脂、之三分”这一著名论题上达成共识,而在“上古真、文分立”问题存在严重分歧。戴震真、文不分与审音中的错误有关。在学理上,戴之审音演绎和段之考古归纳应该互补。十分可贵的是,学术上的分歧丝毫无损于戴、段师生之谊,交友伦理与学术认识互补。     

零售商店商品品类陈列决策模型应用分析

为建立一种零售商店商品品类陈列的决策模型,运用比较静态分析、线性规划等方法进行推导证明,并对模型适用条件进行探讨与分析,以保证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结果表明,在确定商品品类盈利水平的条件下,可以运用线性规划的方法对所需陈列的品类进行科学决策,其决策结果优于传统的以品类盈利水平排序为标准的决策结果。     

论金岳霖归纳思想的发展过程

金岳霖归纳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从注重归纳到对归纳的动摇与困惑,再到对归纳问题的解决（逻辑论证与哲学批判）,最后联系演绎理解归纳。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金氏学术兴趣的转移,也有其受到不同思想家的影响和时代的推动,还有社会制度的变迁。     

浅议“营改增＂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将商业银行纳入增值税扩增范围可以有效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对于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商业银行实现营改增目标的最合理方法是一般征税法。但营改增政策会对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结构、盈利能力、业务创新能力等方面不利。为减少不利影响可以通过选择低税率、扩大抵扣范围、完善服务、优化征管等措施来推进商业银行“营改增”改革的顺利进行。     

美国个人慈善捐赠税制安排的现状、特点与启示

美国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慈善税制也一直被认为是推动其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美国联邦层面与个人慈善捐赠相关的税制安排包括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遗产税和赠与税。个人慈善捐赠的税制安排具有四个特点：完整的征税体系;通过不同的税前扣除比例引导捐赠取向;激励富人捐赠的高额累进税率;自主申报并允许自由选择扣除方法。为了解决我国现行个人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在设置不同的扣除比例引导慈善捐赠、制定不同的扣除方法供捐赠者选择、适时建立遗产税制度并制定遗产捐赠的优惠政策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中国美学范畴史研究的一点思路

在分析“范畴”一词之本义与引申义的基础上,学科、学理意义上中国美学范畴史的研究之所以是“合法”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文史上,实际存在有待于建构中国美学范畴史之大量范畴及其群落的思想与思维资源之故。而诸多关于中国美学的命题、范畴及其群落,在思维方式上,是诗性问题的知性思考、天人合一问题的天人相分之研究成果。从而回答了所谓“中国美学范畴史研究”这一提法“难以成立”的看法。     

西方逻辑的输入与明末文化思潮

明末西方逻辑的输入是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的产物.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也把西方的逻辑学介绍到中国.对于传教士来说,译介西方逻辑是为传播宗教服务的.而具有科学思想的中国士大夫显然有别于传教士,如果说徐光启翻译西方的演绎逻辑是翻译西方科学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李之藻翻译<名理探>则是为了矫正明末空疏的学风.     

人如何生存:对人本质的价值追问

西方近代哲学总体上是在解答"人是什么"的问题中,诉求于人与动物的区别而又严密遮蔽人最核心的生存问题来论说人的本质的,如此势必导致对人的本质的逻辑推演和构造,"人"最后也就成了一种绝对化、实体化和逻辑化的规定。马克思深入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揭示出对人另一种全新的提问方式:"人应当怎样生存?"从而展露了考察人的本质问题的真正可能性和价值路径。在价值的视域中,人的本质就是不断追寻自身生命价值的实现和超越。     

张学良西北开发思想及其启示

张学良不仅是一位爱国将军,一位民族英雄,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提出开发西北的一些设想,认为开发西北是复兴中国的基础,开发西北要革除私心,一致动员,借鉴美国的西部开发,同时要注意交通、环境、民族等问题。这些设想虽在当时由于缺乏现实条件难以实现,但是其现代化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