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苏轼“归去”词初探

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归去”意向,即“归去”词,按照“归去”的不同方向,可将它们划分为归隐词、归仙词和归朝词。归隐词,顾名思义,是苏轼带有解甲归田意图的作品,表现出对官场的厌恶与逃避;归仙词是他丢下心灵包袱、追求并享受自由的作品;而归朝词则集中体现了苏轼的儒家入世思想,是其执着于世的代表作。     

对苏轼革新词体的再认识

苏轼在北宋词坛是继柳永以后又一位改革者。然而，就其革新词体而言，即使在当时亦有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出于同门弟子。研究北宋后期卓有影响的词家的创作实际和词学理论，结合词的特质，对后苏轼时期词坛的走势加以审视，可以帮助我们对东坡之革新做出冷静客观的认识与评价。     

论柳永的俗词

柳永是北宋初期一位杰出的专业词人 ,他的词在雅俗结合的风格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一点 ,后人褒贬不一。多数论者只盯住柳词之俗 ,对其持鄙视、否定的态度。吴曾说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 ,浮艳虚华之文”[1] (P480 ) ;黄升称柳词“长于纤艳至此 ,然多近俚俗 ,故市井之人悦之”[2 ] ;王灼说他“浅近卑俗”“声态可憎”[3 ] 。因此 ,对柳永的俗词作一个重新理解是十分必要的。一柳永的俗词在内容上有独到之处。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俗词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在雅词中 ,诗人总将抒情女主人公写成抽象的、象征性的形象。她们多为一些深闺贵族…     

秦少游词艺术论

晚唐五代词,于香软之中,仍不乏深厚含蕴。韦庄之清丽自然,后主之纯情真挚,直接影响到秦观,使其长于抒情;温庭筠之含蓄蕴籍,冯延巳深婉绵逸,发展为晏殊、欧阳修闲雅清婉、清疏峻洁。秦观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清新、婉丽、细贴、深曲,成为标准的婉约词。秦观用柳永长调慢词之铺叙展衍,弥补小令抒情之不足,又用小令之含蓄蕴籍弥补长调之"发露"和"备足无余";注意到苏轼词之多姿多彩,旷达高远,又尽力保持词体的特质特色。蕴籍之中有跳宕。展衍之中控制宣泄。主体意识大大强化,情韵兼胜,辞情相称,秦观把词向文人化更加推进。     

柳永才是豪放词真正创始者

豪放词并非苏轼始创,柳永曾作为先驱为宋代豪放词创作开山导路.柳永凭其豪放特质作词,以丰富题材拓宽了豪放词的表达空间,以独特手法提供了豪放词的表现范式,以雄壮背景赋予了豪放词高远壮阔意境,以沉雄狂放风格树立了豪放词俊逸风骨典范,以《望海潮》、《双声子》等壮美雄放之词开北宋豪放词创作之先河,为宋代豪放词创作绘制出写作模板典范.其于豪词创作的领导性巨大贡献,促成北宋豪放词问世后能在当时词坛形成一股豪词创作风气并逐渐发展兴盛.因此,柳永实际上已经以宋代豪词创作开拓者、领导者的姿态成为引领苏轼、辛弃疾登上宋代豪放词坛巅峰的豪放词真正创始者.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贺方回词风论略

贺铸(字方回)在北宋词人中虽不及柳永、苏轼、周邦彦等人的开拓之功和影响之大,但其词风格多变,兼擅豪放、婉约及两者相融之词.在词风多样化方面,尤为词坛翘楚.本文较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方回词多姿多彩的风格状貌,并从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及个人的识度襟怀与性情经历入手,推究了其风格多样化的成因.     

论苏轼山水词

苏轼山水词的数量,超过了他之前的宋代山水词的总和。他的山水词词体形式主要是令词,也有中长调,皆运用自如,推进了潘阆、柳永等人之后词写山水景物的发展,使词咏山水情怀、刻画山水景物的功能大范围启动,并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苏轼山水词以旷逸为最大特色。     

柳永词中的意象美

柳永的词涉及到自然景物、都市风光、男女欢娱、离别悲怨、羁旅穷愁、咏史怀古等多方面的内容 ,与这些内容密切相联的是一组组令人赏心悦目的的意象群。柳永正是通过对诸多意象的描绘和组合 ,构成一个又一个色调不同的画面 ,表现出悲欢离合之情、得失升沉之慨。柳永对都市风光、离别悲怨和羁旅穷愁作了大量的描写 ,并把咏史怀古的题材写进词中 ,不仅拓宽了词的内容 ,而且扩展了词的意象 ,创造了高远的意境 ,对苏轼等人有直接影响     

本色还是非本色?——黄庭坚对苏轼“以诗为词”的继承与出新

黄庭坚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其词有本色的一面,也有非本色的一面。大体而言,黄庭坚词多为艳科题材,超过七成以上内容呈现了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节序宴饮等传统内容,呈显了“以词为词”、本色的一面。局部而观,黄庭坚词继承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了隐括词、回文词、集句词、言志之词、茶词等“以诗为词”的题类,边塞词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言志词继承了苏轼诗之言志功用入词,呈显了“以诗为词”、非本色的一面。黄庭坚词植入宋诗“以俗为雅,以俗为新”的创作观,采用柳永的“街谈市语”入词,并以其“夺胎换骨”之诗法尝试用俗语写雅词,实现了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出新。     

论苏诗赵夔注

作为南北宋之交时期较早的苏诗注本,赵夔注在当时有重要影响,长于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赵夔首先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总结,主要分为用字、用句法、用事、用意四种,在注文中予以详细地分析,并评论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赵夔注还重考证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题旨。赵夔还以本事为基础,对使用了直陈其事和用典等各种不同方法的诗句都予以准确的解释。赵夔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苏词与姜、张词禅意清境比较

从苏(轼)词到姜(夔)、张(炎)词贯串着一条主线,即对清境的追求,这种清境的形成受到禅宗较大影响。清境是禅境的一种,禅意是清境的来源之一,禅意与清境的有机交融即形成禅意清境,这种禅意清境在词作中多有表现。姜、张词的禅意清境有继承苏词的一面,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具体来看,表现在四个方面:1.苏词多具体的禅理禅意,姜、张词多泛化的禅宗审美符号;2.苏词重人生感悟之清旷,姜、张词重自然山水之清幽;3.苏词重精神意度之清,姜、张词重形态外貌之清;4.苏词乃阔大超迈之清,姜、张词乃细微精巧之清。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耳目所接,皆成佳咏——苏轼嘉祐四年江行诗探胜

宋真宗嘉祐四年苏轼(1059年)自蜀返京之际,舟行长江,作诗40余首,展现了长江沿线的山川景致、文物古迹、风土民情,集中反映了苏轼文人与政治家的双重气质,体现了苏轼与众不同的的历史观、生命观和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作品展示了苏轼天才的创造力、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人文素养积淀。     

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 --从王维到苏轼

中国诗歌史上,就儒道释三家与自然山水的亲和程度考稽,当以释家为深,道家次之,儒家又次之.自魏晋诗人"置心天人之际,抗身烟霞之间”始,到王维"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直到诉诸"才学”、"文字”、"议论”的苏轼止,其诗作之所以仍令千载以下的读者动心、动容,就在于其合乎"本心”"本体”的自然和传达、表现得自然.王维与自然的"同一”状态,与自然"打成一片”的圆融浑整,成为一种范本,追攀者认真的"炼饰”、"必须用力”的结果,是后期唐诗的日益人造化.苏轼的"用力”甚或"费力”,则从整体上转换了方式,其善喻、长于状物,亦成为回归自然的有效手段.因而苏诗之于王诗,是一种"诗心”的回归,一种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所谓"善学唐者莫过于宋”,也正基于此.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从和陶诗看苏轼晚年心态

<和陶诗>反映了苏轼晚年的心态,他沉痛地检讨自己未能及时醒悟,下决心晚年师范陶渊明.他晚年彻底厌倦政治,揭露官场的丑恶,而对黎民百姓和亲朋好友却情深如海.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晚年内心充满着极大的矛盾.     

佛家口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佛家中道思想是大乘般若学说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不执于矛盾任何一方、不走极端的思维方法。这种中道精神在苏试的诗中多有体现,对于苏轼儒、释、道三教圆融听人格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并保存了苏轼超越有无之间、不即不离、无往而不乐的人生审美化境界。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