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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浊趋进谏曰 :“君乐治海上 ,不乐治国 ,而六月不归 ,彼傥有治国者 ,君且安得乐此海也 ?”(正谏篇 Ｐ2 0 7)按 :下“治“字盖涉上文而误 ,作“治”非其指矣。《韩非子·十过篇》作“奈臣有图国者何 ?君虽乐之将安得 ?”可据校改下“治”为“图”。虎豹为猛 ,人尚食其肉、席其皮。 (敬慎篇 Ｐ2 64 )按 :《意林》引作“虎豹虽猛 ,人食其肉。”为犹虽也 ,推拓之词 ,《意林》以意改之耳。王叔岷《古书虚字新义》“为犹虽也。《庄子·知北游篇》‘六合为巨 ,未离其内 ;秋毫为小 ,待之成体。’两为字并与虽同义。《楚辞·七谏》洪兴祖补注引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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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这两个术语起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在这一著作中陈氏首创“致动用”和“意动用”之说,并且对它们做了比较明确的阐述。此书在讲“本用活用问题”时说:“人于物得变易之、或造成之,于是乎别生一种之他动,如‘天下遂从而君之’之‘君’字,是为致动用。”又说句类活用表示“认之为”之意者谓之意动用,如韩愈文中“诸侯用夷礼则夷之”中第二“夷”字、“彼白而我白之”中第二“白”字皆为意动用。嗣后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改称为“使动式”和“意动式”,再往后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中又改称为“致动用法”和“意动用法”,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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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伯龙的无神论思想主要来源于王充。他虽然自幼不信鬼神,但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而且从儒家经典《中庸》、《易》、《尚书》中不但没有得到无神论的启示,反而使自己“疑而不决”。他说:“尝作《适逢说》言古今天下之事皆适逢耳。又尝作《鬼辨》,言人死之后如未生之前;作《神论》,言山神之形宜似山,水神之形宜似水。是时尚未读《论衡》也。后越数年,京师购得《论衡》读之,喜曰:‘予言有徵矣’。”他读了《论衡》之后,“废《适逢》、《鬼辨》诸篇,取《论衡》之辟虚妄者选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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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向之注家皆解“昼寝”为“白天睡觉”,如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我认为“昼寝”乃“画寝”之形讹。“画寝”即“涂画寝室”。“雕木画寝”之典古人习用。如《汉书·扬雄传》:“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书·苏绰传》:“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皆暗用“画寝雕木”之典。唐李匡乂《资暇集》:“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作胡卦反,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也,故天子叹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宋周密《齐东野语》:“虽然,宰予昼寝,夫子有朽木粪土之语,尝见侯白所注论语,谓昼字当作画字,盖夫子恶其画寝之侈,是以有朽木粪墙之语……昌黎《语解》亦云昼寝当作画寝,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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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三秀字君采,一字元瑞,是明代贵州第一个颇有成就的大诗人。著名诗人朱彝尊在《明诗综》里选了三秀的诗,并引李本宁的评论说:“君采诗触境生情,缘情体物,格整而不滞,气雄而不亢,旨深而不晦,致清而不薄,辞丽而不浮,此治世遗音也。”又引《静志居诗话》云:“君采诗甚清稳,由其生于天末,习染全无,黔人之轶伦超群者。”这些评论准确地抓住了三秀诗的特点,评得很精当,也说明三秀诗歌创作的成就,是举世所公认的。《雪鸿堂诗集》共收诗歌一百三十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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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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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妻韩氏墓志》(第四册,第14页)此墓志首题大魏扬列大将军、太傅、大司马、安乐王第三子给事君夫人韩氏之墓志,故应题《安乐王第三子给事君妻韩氏墓志》为是。安乐王是北魏宗室,《汇编》将诸王之王,理解为姓王之王,故误题为王君。又,此志与《汇编》第三册128页所收北魏永平二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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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荀子的礼法观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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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妻韩氏墓志》(第四册,第14页)此墓志首题"大魏扬列大将军、太傅、大司马、安乐王第三子给事君夫人韩氏之墓志",故应题《安乐王第三子给事君妻韩氏墓志》为是。"安乐王"是北魏宗室,《汇编》将诸王之"王"理解为姓王之"王",故误题为"王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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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1630年,明崇祯三年——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达州人,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曰甄,号圃亭,清顺治十四年举人,曾仕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后以逃人诖误去职。著有《衡书》九十七篇,志在权衡天下也,后更名《潜书》;此外,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各若干卷。潘耒曾为《潜书》作序曰:“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潘耒的话得其形似,尚浅乎言之,论学术则唐甄非仅“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而谈政治更不限于“崇俭尚朴,损势抑威”也。唐甄于《潜书》中有《宗孟》、《法王》诸篇,是潘耒之序“尊孟宗王”说为有据,但当明之季世,人人可以为尧舜,圣人满街走的时代而唐甄独谓阳明子无圣人之德,是唐甄尚未尽囿于阳明之学,他曾经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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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春官·司尊彝》“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注》引郑司农云:“舟,尊下台,若今时承盘”。何以称承盘为“舟”呢?未见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这个“舟”字当为“盘字之误,“皆有舟”实应作“皆有盘”。李孝定先生曾经指出,“皆有舟”当作“皆有凡”,谓“凡”字“契文象承盘之形”“凡与舟异物而二者古文仅毫厘之别,后世多相混,进而凡亦舟矣。”(见《甲骨文字集释》卷八“盘”字条下和卷十三“凡”字条下)。李先生指出“舟”为字误,这是正确的,但认“舟”为“凡”,则似欠审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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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僖15 P365）杨注：杜注“先君败德非筮数所生”,乃得其意。洪亮吉诂云“及可数乎,犹言数可及乎, 盖倒字法也”,乃得其解。顾炎武《补正》云“解以数为象数之数,恐非。言先君之败德 , 及今言之,岂可悉数乎？”以“及今言之”解及,增字为训,既可商,而解数为计算,于文 义虽可通,但与上文物、象、滋、数之意毫无联系,断为两橛,恐非传旨,至《释文》以“ 先君之败德及”为句,俞 《平议》从而为之辞,谓“韩简之意,谓先君之败德 矣,不可 胜数也”云云,尤不近理。按：诸家解“及”,皆非。徐仁甫《广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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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打算就孟子的“仁政”思想作一点分析批判,而把对于这种思想历史影响的考察,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范围以内。管窥蠡测,聊供讨论。(一) 孟子在论及推行“仁政”的效用时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以下引《孟子》只列篇名)又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士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想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推行“仁政”,就能使民众归心于王,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