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劳动力结构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实质是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显然,在可持续发展中,人口是被关注的中心因素,同时又是一项特殊形态的资源。不管我们一般地研究或从具体的区域着手分析可持续发展,都要把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作为一个整休,对社会、经济、自然等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作分析和综合。从人口学的角度看,这种研究就应是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兼论齐普夫定律检验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而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全面测算我国省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首位度，分析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聚集程度和区域城市规模分布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省域城市体系中人口与经济首位城市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失常。经济过度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经济承载能力不高，经济聚拢效应较弱。当前，从城市规模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未出现高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较高的集聚水平。我国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水平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经济集聚水平整体较高，而人口集聚水平较低。从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区域经济高位序大城市发育不突出，区域人口低位序中小城市发育不健全。我国绝大部分省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符合齐普夫指数的幂律分布，但是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差异较大，整体上人口规模齐普夫指数大于经济规模齐普夫指数。     

中国县级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系统理论和评估方法研究

我国县级实施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就我国大多数县级地区来说,过多的人口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要实现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下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则是如何在国民经济“十五”规划和２０１０ 年远景目标的指导下进行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下的可持续发展管理和评估问题。因此,本论文的目的就在于对传统的以产值———收入为中心的发展评价方法进行变革,并创建一套系统的中国县级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下的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和管理方法。     

“12345”工作机制 全面提升人口计生工作水平

近年来,山东省兖州市以科学发展观统揽人口计生工作,以争创国家级人口计生优质服务先进市为总抓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快建立集行政管理、技术服务、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12345＂计生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口和计生工作水平,人口环境进一步优化,有效促进了人口、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坚持＂一个理念＂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抓人口计生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文化为中心 引领推进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建设

家庭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的和谐、文明、健康、富裕,直接关系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以及人口长期、合理、均衡发展,关系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面对人口计生工作重要转型发展期,重庆市江津区以建设新型家庭人口文化为切入点,积极探索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管理模式,充分发挥人口文化的引领作用,靠＂文＂潜移默化、用＂文＂打动人心、依＂文＂改变风俗,从根本上转变群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婚育观,增强家庭发展能力,提升家庭幸福指数,推动全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成都市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直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成都市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协调,在促进成都市经济发展,及以成都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西部开发中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分圈层对成都市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研究。通过相关、多元逐步回归的统计方法对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地理联系率来衡量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在区域上的匹配程度．找出成都市圈层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适度控制少数民族人口过快增长 促进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除汉族之外的55个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状况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人口的现状和特点,研究和分析其发展变化态势,因地制宜地适度控制民族人口过快增长,对于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地区经济的繁荣以及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区域人口、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情景预测研究

探究人口、经济、能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吉林省为例,设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准情景、稳定情景和协调情景,建立人口—经济—能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度预测模型,对吉林省2030年人口—经济—能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基准情景和稳定情景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呈U型趋势,其中基准情景在2025年降至最低点0.439,稳定情景在2020年降至最低点0.477,这表明,在能源环境改善不力的情景下,人口—经济—能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度极易出现U型曲线,协调发展度最低点出现时间越晚,其数值越低,人口—经济—能源环境系统要实现耦合协调发展的难度越大。稳定人口生育水平、合理控制城市化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使用非化石能源等可促进人口—经济—能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论人口与环境关系研究的主要思想流派与观点

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和论争已经持续了200多年,近年来这个问题进一步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由于这个领域研究的多方面复杂性,因此在人口与环境关系研究中,存在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巨大分歧。在大量阅读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国外人口与环境研究的主要流派渊源、基本理论等进行简单的回顾和评述,从而为有关方面提供一个关于国际社会对人口与环境领域研究的基本线索。     

在“融合”中扬起新型人口文化风帆

辽宁省阜新市人口计生委从人口计生工作的角度落实文化建设,坚持以构建＂和谐人口文化＂为中心,整合文化资源、丰富人口文化内涵,努力在＂融＂字上做文章,切实增强了人口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辐射力和感染力,为创建转型示范市营造了良好的人口文化环境。人口文化与村居文化相融合拓宽人口文化传播途径整合部门资源,借力借势拓宽宣传阵地。与宣传、文广新局等部门合作,充分利用全市619个农村人口文化广场、新家庭书屋和216个城市小区人口文化广场进行人口文化宣传,使其成为集宣传、教育、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的重要载体。     

基于状态转移矩阵（STM）旗型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研究

本文应用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通过构建状态转移矩阵（STM）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口“城乡-年龄”结构联动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受到“农村人口、农民工和城镇人口”数量及其结构变动、“未成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数量及其结构变动的双重影响。基于模型推导结果和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体系提供决策依据和实践参考。     

移民“扎根”的想象与现实——对三峡库区城镇移民的实证调查

移民能否“扎根”是关乎移民生存发展的重要议题,而移民生活满意度争移民政策意愿是影响移民“扎根”的重要因素。本文对三峡库区不同安置类型的城镇移民的生活满意度和政策意愿作出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安置类型的城镇移民的生活满意度不同;不同安置类型的城镇移民的政策意愿不同。同时,对差异存在的原因进行学理阐述和实践反思。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缓解“四二一”担忧的一个安民告示

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二一”家庭的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人口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四二一”家庭不会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人口结构形式．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过低、过久则有可能引发倒金字塔型的社会人口结构。本文根据中国国家老龄委公布的“人口老龄化百年人口预测数据”。对我国高、中、低三种生育方案进行比较,发现把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0.1的中方案是比较适合我国21世纪人口发展的方案。避免生育率过低或过高既能控制我国人口总量增长过快。又能避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加剧．是控制人口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最优平衡点．     

我国未来城镇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变动预测

对城镇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给予合理预测,有助于政府预估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和养老压力,进而制定合理高效的社会保障政策和进行相应政策调整。本文从规范的人口学角度,采用队列要素法通过年龄移算,在考虑城镇人口基数、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以及城市化背景下乡城人口的净迁移率等多个参数的情况下,通过编制我国城镇人口生命表．对从现在起至未来2030年的时间内我国城镇人口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动态预测,从而为我国制定合理而有针对性的城镇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人口“乡-城”流动下城镇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预测：以西安市为例

本文运用人口发展方程与回归预测方法建立了人口“乡-城”流动规模测算模型。根据社会保障精算原理构建了人口“乡-城”流动下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测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对2009—2020年西安市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额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西安市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总量年均递增12．93％,由2．67亿元增长到10．19亿元,其中,由“乡-城”人口流动引发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额从1232．75万元增长到2．58亿元。年均递增31．85％。     

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

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现象。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新东部”渔业资源人口承载力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本文以“新东部”海洋渔业强省——山东为例,参照全国,对比了该区域相对渔业资源人口与经济承载力的理论值与实际值。文章倚重合理的权重选择,研究了从1978到2004年其人口与渔业资源的匹配关系。研究表明。山东渔业资源人口承载力经历了从超载、极大富余到富余三种状态,但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表明“新东部”海洋资源人口承戢力的存在、持续发展与海洋生物技术水平发展、人类生活方式选择、海洋环境生态等多种因素密切关联。海洋渔业资源来源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海洋技术掌握的局限性将决定其人口承载力的极值。目前只有抛弃粗暴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方式。才能长久维持人与海洋渔业资源的和谐与互惠。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城中村”的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分析——以广州为例

城市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的过程,也包括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城中村"是我国大城市扩张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阶段.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城中村"的出现,"城中村"土地、人口、经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城市化特征.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妇女家庭地位的比较——基于兰州市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高低不仅可以反映农村城镇化水平,更代表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本文充分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家庭资源的占有及支配”、“个人事务的自主决策权”、“夫妻在家庭中实权比较’’及“妇女对家庭事务决策权的分享’’四方面对城乡妇女家庭地位进行了全面比较,在此基础上,借助“资源假说”理论和“文化规范论”的观点,从资源和文化两个维度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以切实提高兰州市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