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后的农村养老——以浙江为例

在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由于土地收入递减、人地矛盾突出和农民就业状况改变等原因已逐渐弱化。同时强调土地的保障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城镇化进程。因此本文提出在经济发达地区应建立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由政府、集体、个人共同出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且分人群分阶段实施,以真正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上海外来与本地劳动力收入差异及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已成为近年来农民增收最有效的途径,也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区域和城乡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1~2]。但相对他们付出劳动而言,城市外来劳动力收入比本地劳动力低得多,绝大多数收入仅相当于城市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据调查,2003年在上海从事经济活动的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仅为800元左右,大大低于上海户籍人口1847元的平均月工资。如此大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上海为例,主要根据实地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在分析外来与本地劳动力人口学特征和就业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两者收入差异,并对影响收入的因…     

中国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验:一个比较制度分析

基于对发达地区不同模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江苏阜宁和北京大兴的经验对特殊(干部)群体、富裕的或者收入较高的群体吸引力更大,而上海的农保则对农村企业的农民进行强制性就业保险,对农村留地职业农民也一样缺乏吸引力.中山市的农村养老保险则一视同仁地对待参保的整个村庄农民,这一模式可以比较好地统一解决所有包括留地职业农民在内的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但是却缺乏推广的基础(普遍性).尽管存在上述诸多问题,发达地区试验的各种农村养老保险模式对未来的欠发达地区乃至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经验价值与理论含义.     

农民视角下新农合保障能力及影响因素评估——基于宝鸡市421户参合农民的调研

本文使用对陕西省宝鸡市11个乡镇421户参合农民的调研资料,分析了新农合运行现状及保障能力状况,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从农民视角对新农合保障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参合农户对新农合保障能力评价为"很强"和"较强"的占62.2%,"较差"及"很差"的占8.84%,评价为"一般"的占29.3%。新农合的贯彻执行力度、政府的资金支持力度、医疗机构的设备保障状况、药品的价格质量、基金管理的合理程度以及定点医疗机构对常见病的医治能力,是显著影响农民对新农合保障能力作出不同评价的因素。     

“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

农村妇女往往承担着家庭照料和挣取收入(包括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的双重角色,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趋向女性化发展的情况下,考察其劳动供给行为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利用2011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讨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妇女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新农合"乡级、县级、县外医院住院报销比例和年度住院封顶线对农村妇女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既有利于弥补男性农业劳动力外出所致的农业劳动不足,也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因此,文章认为,在今后的政策安排中,需要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投入,健全和完善"新农合"制度,提高农村妇女的健康福利及受益水平,从而达到农民增收和保障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安全的双重政策目标。     

农民“养儿防老”观念的代际差异及转变趋向

文章基于2009年全国10个省份千户农民的调查数据,利用逐步回归技术和交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农民"养儿防老"观念的代际差异及其转变趋向。结果显示,农民"养儿防老"观念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而"养女防老"观念正在农村悄然兴起。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且代际差异明显。"养儿防老"观念重点转向"依靠自己",但"依靠子女"和"依靠社保"也成为农民应对老年生活风险的重要策略,农民养老保障策略的"三足鼎立之势"已经显现,即以"依靠自己"为主,以"依靠子女"为基础,以"依靠社保"为补充的福利三角框架。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效果的实证研究

消除居民收入差距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的愿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政府财政向贫困人群的直接转移支出,是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之一。本文基于2007²01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在验证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的基础上,运用FE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缩小城市、农村以及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最低保障支出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使城市基尼系数有增加的趋势,而农村低保支出则显著降低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控制变量中,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有助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城市化既会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加大城市基尼系数。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基尼系数上升阶段,短期内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收入差距呈现出必然的上升趋势,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未来加强其他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与改革,任务还很艰巨。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带土进城”与农地权益保护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害,农民市民化进程减缓。农民能否可以带着土地权益转为市民?研究表明,农民"带土进城"保障了农民土地权益,有助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有助于农民享受城乡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农民"带土进程"不但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一个缓冲期,还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城镇化的社会成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农产品价格、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新疆农民可持续增收研究

"十一五"以来,新疆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是其主要原因,但农民从这种上涨中获利有限,大部分都被中间流通及加工环节所占据。从增收结构看,新疆农民可持续增收主要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更多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来实现,这就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介入到农产品中间流通及加工环节。本文在分析新疆农民可持续增收面临的困境和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专业合作社可选择模式及相应对策建议。     

失地农民不同群体养老保障问题探析及政策建议--以淄博市为例

城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传统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随之受到巨大的冲击。土地征用的发生,直接导致农村人口中的老年人失去了老年生活的依靠、中青年人失去了就业领域、未成年人失去了未来本该享有的就业和收入的权利。而这三个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农民的养老保障。针对淄博市土地被征用农民所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三个问题已成为农民在征地之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补偿费使用监管的加强以及征地补偿措施的创新和多样化。     

西部城市近郊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实践与思考

组织农民进入市场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农村经济的核心所在。文章通过对西部城市近郊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情况的调查,发现农民进入市场不仅需要保障民办、民管、民受益,而且还需要提高政府的组织和引导水平,同时也需要在土地使用性质、征地安置、金融支持等方面有一定突破,提高农民经济组织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的水平。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环境建设分析

文章认为 ,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经济环境、人口环境和政治环境基本具备 ,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地区差异以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直接制约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因而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过程中 ,应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加强农村组织资源建设几个方面优化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环境     

三峡农村外迁移民的适应与融合——对上海荣明三峡移民的若干调查与思考

本文基于对上海崇明三峡移民的实地考察,描述了迁入地对三峡移民的总体安置工作以及移民在进入迁入地以后的基本生活状况,提出三峡移民的融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章在结尾部分还针对相关结论对三峡移民工作做了几点思考与建议。     

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存量效应

人力资本是决定居民获取收入的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居民个体人力资本存量积累通过扩张效应、平等化效应、缩减效应和错位效应影响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带来了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存量效应,形成了人力资本存量与居民收入差距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倒U形曲线。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人力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的扩张效应大于平等化效应,呈现出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     

上海从业劳动力分布变动与城市空间重构

本文主要根据上海市1996年和2001年两次基本单位普查基于工作地的从业劳动力数据,采用GIS技术和模型分析方法,系统地考察了1996~2001年间上海从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特征,发现上海从业劳动力分布总体上呈都心区密度最高、由此向外依次降低的基本模式,以及都心区密度下降、周边地区上升、从业劳动力由都心区逐步向周边地区扩散的均衡化变动趋势。但第二、三产业从业劳动力的分布变动有所不同,第二产业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扩散的较大范围的单向均衡化变动,第三产业则表现为在距离市中心15公里圈内由都心区向其边缘区扩散、15公里圈以外地区特别是远郊区则反呈趋向中心城区的集中化变动。从业劳动力的这种空间分布模式及其变动趋势基本符合大城市空间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利于上海可持续城市空间的重构。     

吉林省农村人口的收入分析

吉林省农村地区属于扩张过程中的欠发达地区,其特征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正处于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过渡的上升期。通过分析吉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时间上、结构上的变化,及其与全国平均水平、发达省份统计数据上的对比,进而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基于ESDA的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空间分析

利用2012年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分布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和ESDA技术对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数量、分布状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上海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且集中分布于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在空间格局上存在显著的“同质集聚、异质隔离”;显著的“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崇明县、金山区等远郊区,显著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五角场区域和九亭镇,较为热点的区域主要集中于花木镇、七宝街道、江川路街道、车墩镇和新桥镇等区域,而青浦区、浦东新区大部分区域则是较为冷点区域,中心城区大部分区域形成了随机分布的区域;不同族别的少数民族分布状况有着较大差异,亲缘、地缘和族缘为纽带的乡土观念仍然是少数民族常住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     

Residential mobility between cities and suburbs: race, suburbanization, and back-to-the-city moves

Information from the 1979 to 1985 waves of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is merged with data on respondents’ tract and metropolitan area of residence to examine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between central cities and suburbs. Consistent with the life-cycle model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mobility in both directions declines with age, but on balance the presence of young children deters moving to the suburbs. Among blacks, education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moving from cities to suburbs, while high income retains blacks and whites in suburbs. Consistent with the place stratification model. blacks are substantially less likely than whites to move from cities to suburbs, and substantially more likely to move from suburbs to cities, even after standardizing for racial differences in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igh levels of violent crime and unemployment in cities relative to suburbs also tend to spur city-to-suburb mobility or inhibit suburb-to-city moves.     

信贷约束下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我国农民收入偏低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水平偏低,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然而,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其难以向人力资本投资,农村信贷市场的约束又使低收入的农民常常举贷无门,因此,农民常常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由于信贷市场的约束并无破解良策,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必须在教育、农村医疗保障、劳动力迁徙等方面重塑政府职能。     

农民工定居性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的现状下 ,调查发现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 ,反映出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 ,但定居性迁移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 ,本文依据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调查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