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新特征及影响机制

文章根据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经济特征共同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并使得这一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的新特征.研究表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普遍增强个体留城意愿的同时,以大学专科学历为界限,高学历者呈现出更加强烈的居留意愿.收入水平的增加显著影响了整个群体的居留意愿,以6000元收入水平为分界点,表现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远大于中低收入者.在追加了住房支出变量后,发现伴随着住房支出的增加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同时又对高收入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表现出抑制作用.     

我国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众多,在流入地打算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超过一半以上。本文通过对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较高、月平均收入较高、月生活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留城意愿。使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对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女性留城意愿略高于男性;"90后"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较弱,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的留城意愿;初婚、再婚等婚姻状态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未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高中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逐渐增强。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留城意愿随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增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中低收入者;而房租、房贷等住房成本与平均收入相互制约,表现为随着住房成本的提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逐渐提升,但对高收入水平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加入生活成本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随生活成本增加而增强,但生活成本的增加进一步制约了中、高收入水平下的留城意愿,并使各收入水平下留城意愿的差异减弱。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动态变化和内部差异——基于福建省4城市的调查

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6年在福建省4个主要人口流入城市进行的两次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调查资料,通过对这两个时点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了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变化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尚未有在流入地长久定居的打算,但与2002年相比,2006年打算在流入地定居的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流动人口内部在定居意愿及其变化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这些结果为掌握流动人口的流迁动态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下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迁CSSCI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综合衡量了社会变迁下的流动人口流迁的期望性选择,本文基于CMDS(2012、2014、2015、2016、2017、2018)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模型分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下降趋势,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型结构,时期效应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队列效应上,初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新生代流动人口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不同的社会变迁和流动环境,呈现出长期居留意愿上不同的效应系数。     

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2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经济融入水平、社会融入水平和心理融入水平等角度分析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Logit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来说,较高收入水平的人长期居留意愿更高,自购房屋的流动人口比租房和住单位集体宿舍人表现出更高的长期居留意;与当地人经常交往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广州长期居住,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由于受到制度保障更愿意在广州定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也发挥着正向的影响;心理融入水平从主观意愿和客观体验两方面影响着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社会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增强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的技能,进而提高其收入;将流动人口纳入廉租房范围;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构建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社区文化;加快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进程。     

流动人口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理性选择——基于非线性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自2017年我国部分一、二线城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刺激人口、人才的流入,形成一轮城市的"抢人"大战。那么,如何才能够吸引人才、人口流入并长期居留下来呢?这需要准确了解人口、人才的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为此,本文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个人微观数据,并结合反映城市特征的中观数据,采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对人口、人才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职业类型和个人具备的人力资本成为当前决定或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最大的因素;父代流动经历会弱化其城市居留意愿。从城市层面看,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确有显著的影响。而由于基础教育较好的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可获得性不足,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为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应该打破户籍及其隐含性制度壁垒,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教育公平性和可获得性,继续改善城市的环境因素,努力提高城市的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非常复杂,本文首先提出了分析影响因素的整体框架和思路.在此基础上,用2005年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分析框架进行了验证,发现经济收入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城市吸引力、婚姻家庭状况以及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较明显的影响.最显著的相互作用体现在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户籍制度、职业类型、经济收入、城市社会融合几个因素之间.     

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代际影响与机制研究

在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影响下,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未来居留地点的选择受到父辈的影响.文章基于反事实框架,发现父代流迁经历与子代居留意愿存在因果关系.考察父代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流迁经历除了具有直接的影响,还将通过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家庭禀赋产生的交互作用影响子代的居留意愿.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性别差异,母亲的流迁经历会产生直接影响,父亲流迁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效应会产生显著影响.在人们做出居留决策时,社会因素比经济因素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会受到家庭内部的代际影响,父代的流迁行为将对子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有助于未来子代实现“留城”行为.     

社会融合视角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老年流动人口视为同质性群体易忽视其个体主观能动性,因此从社会融合视角,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将老年流动人口进行分类,分为积极融合型和消极融合型。不同类型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选择偏好存在异质性,积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长期居留"。对比其影响因素的差异,发现消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明显增多。与全样本对比,潜在类别划分后的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特征影响显著。针对较高的社会融入需求和不同的居留意愿,应统筹做好老年流动人口户籍需求和住房保障,积极推进老年流动人口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老年流动人口医疗卫生保障质量,开展老年流动人口示范街区建设,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能力。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准确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内在逻辑，对于改善流动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和推动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表现为流动人口及其家属迁移，不同家属之间迁移存在一定的关联逻辑，并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单个家属迁移来看，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子女和父母则体现为正向作用；非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也对其居留意愿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子女和父母迁移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从双重家属迁移来看，配偶兼具外出工作和家庭照料双重角色，使得配偶迁移在家庭化迁移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配偶迁移对其他家属迁移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作用在不同户籍家庭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从多重家属迁移来看，在双重迁移的基础上的父母迁移有效促进了其居留意愿，而配偶迁移则降低了其居留意愿。因此，为推进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需要在尊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更为精准的家庭迁移政策，才能更好地有序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     

家庭随迁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本研究在对上海各区县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家庭随迁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区位等多方面的基本特征,综合探讨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及制度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海流动人口家庭随迁特征明显;流动人口仍以租赁住房为主,主要聚居在远郊、近郊的农村社区和城中村;家庭随迁流动人口在住房拥有率方面凸显优势;由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住房选择影响显著;制度性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住房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针对分析结论,本文在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提出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对经济贡献分析——基于期权视角

劳动力流动是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方式，促进流入地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劳动力价值具有期权特征，劳动力流人地相当于持有一份买人看涨期权。本文以广东为例．对劳动力流动的期权价值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该地区流动人口劳动力期权价值逐年增长，说明流动人口为该地区所创造的价值不断提高，其对流动人口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用工荒问题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存．使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流动人口群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普遍化趋势增强,经济因素仍然是主要的流动原因,“中长期”流动不断增加．跨省流动人口比重提高,三大区域流动人口比重发生不同变化,年龄构成仍显成年化,性别构成均衡化受到挑战,女性流动人口自主化增强,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明显,平均受教育程度已超过义务教育年限。     

滇川藏毗连藏区流动人口族际关系调查与思考

滇藏川毗连藏区作为联系内地和西藏的重要通道区,历来是多民族流动人口的汇集区。近年来,随着藏区社会经济外向联系的不断增强,各民族人口流入滇藏川毗连藏区的数量和扩散地域不断扩大,流动人口与藏民之间的族际交往途径和族际关系都出现了新形貌和新动态。本文在深入该藏区调查摸底流动人口分布情形基础上,重点对族际认知态度、族际关系感知、族际通婚状况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从而较全面呈现了目前滇藏川毗连藏区中流动人口的族际关系形貌及其变化动态。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变迁——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

根据“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定量分析方法,阐述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包括意愿子女数、意愿性别偏好、意愿生育时间及其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变迁,揭示出生育意愿的变迁主要取决于与城市文明的融入程度及变迁方向。     

流动人口弱势空间与犯罪——对广东省东莞市的实证分析

为深化对城市空间与犯罪关系的认识,本文对广东省东莞市进行了个案分析。结合报纸报道、社区警务数据和实地研究发现,多发犯罪具有较强的流动群体空间指向性,涵盖了流动人口直接居住和活动的邻近区域、与流动人口消费和出行习惯相联的场所。要改善犯罪阻遏的效果,应增强流动人口及其活动空间的防御能力,强化流动人口和各方常住预期和长期责任感,从治安短板入手提升总体社会管理水平。     

北京市流动人口流入时间分析

利用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20％样本资料,本文对北京市流动人口流人北京市的时间分布进行了自相关和自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流入时间分布具有很强的周期性,特别是当间隔期为1个月、半年左右和1年时,这种周期性表现更为突出。研究结果对于预测未来流动人口流人人数具有参考价值。     

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及其代际差异

招工难、找工难的现象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经济心理学效应--禀赋效应,即个体出让某物品估价高于得到此物品愿意支付价格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70%的被访者存在人力资本禀赋效应,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受教育程度应得到的收入估价是对同等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购买价格的2.9倍。人口学、社会和经济特征对于是否会产生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禀赋效应的强弱主要受到就业身份的影响。雇员愿意出让价格大大高于雇主愿意购买价格就会出现交易困难,导致"招工难、找工难"的现象出现。事实上,雇员月工资与雇主愿意购买价格非常接近,雇员只能被迫降低愿意出让价格,以适应社会,摆脱"找工难"的困境。第一代流动人口比第二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感更强。与第一代相比较,第二代流动人口中的雇员所期望的薪金更接近于雇主所愿意购买的价格。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族群关系研究—以迪庆藏族自治州建塘镇为例

我国流动人口在出现由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规模迁移流动的同时．也有局部的逆向流动。这种逆向流动的规模尽管不如前者显著．但却涉及到更复杂的民族关系．而各民族的居住格局又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以西部云南省迪庆州为例分析发现．总体上流动人口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整体居住分离程度还是比较低,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居住融合比较理想,但分民族来看．汉族与藏族、回族的居住分离程度较高．远远大于白族、纳西族和傈僳族。有效地进行居住迁移调整不仅可以减少各民族流动人口内部的矛盾．而且也能促进各民族流动人口之间、各民族流动人口与原住居民之间的融合,从而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