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范式” ———“波粒二象性”视野中的文化与社会

文章通过对"文化"概念在人类学中演变的探讨,思考以"文化"作为核心概念的相关人类学研究范式,进而在与社会学之"社会"研究范式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在人类研究中"文化"与"社会"波粒二象性的理解。一些人类学家焦虑于"文化"概念的被滥用和庸俗化倾向,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文化概念具有广泛的人类和社会现象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应该提炼出这一特性的学术内涵,即"文化是人类遵照其相应的自组织规律对人类及其社会事物的各种联系,运用信息进行秩序创造并共享其意义的具有动态再生产性的编码体系"。     

从“工具价值”到“内在价值”：自然价值论进展

解读“自然价值论”如果撇开人类生存发展其中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及其统一,就可能无法有效表征其时代结构特征与现实实践品格。自然生态系统拥有内在价值恰恰彰显自然物特别是生命体所具有的主动适应与能动创造,并朝着复杂多样化和丰富精致化方向协同进化趋势。自觉维护并积极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系统的优美和谐、完整稳定和动态平衡,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经济增长和消费范式规范在其有序运作和自我恢复、有机清除和自我净化以及有效承载和自我循环的范围内,是具有评价能力的人类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义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范式”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范式”,不仅体现为一种理论和实践模式,还体现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方法论。“技术范式”的建构可以促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完善其基本理论与方法,提升其实践能力,实现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技术范式”的建构要处理好技术与人、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使得网络信息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技术范式”的运用能够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革新,提高其技术含量,促进其向精准化、个性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从而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首条“范式”与“言语”门之边让见袁阆叙事——兼论《世说新语》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关系

以首条“范式”统摄各门叙事,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创作特色:重视“言语”甚至超过“德行”、“政事”,却以边让叙事作为“言语”首条,使其最具确证首条“范式”的重要价值;由考察“言语”门的编排体例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基本特征等,可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全面彰显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本质精神,就是撰者选择“言语”首条人物叙事的根本标准;边让见袁阆叙事,全面体现了“言语”的崇高境界在于表现植根于深厚道德理性的高度文化智慧等“范式”意义.合观《世说新语》的首条“范式”与孔门四科“范式”,可破除学界对“汉末魏晋”概念的含混及偏误认识,更为全面、精准地认知东汉晚末期文化实为汉末魏晋文化时代的真正起点和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可更为深刻地体认撰者首次将汉末魏晋视为一个完整的重要文化时代的学术史意义.     

“和谐”旨归:人类文明的时代精华与价值标向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科学结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世纪新阶段思维范式的重大转换与创生。本文通过对这一崭新思维范式形态的诠释与解读,认为"和谐"价值旨归是我国社会发展不断走向现代、迈向更高文明的直接表现和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解决人类和谐与冲突张力失衡的基本原则和路径选择,是一种人类社会最高价值诉求的文化形态。     

“范式”的解读及在高教研究中的运用

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引起了学界的“范式热”,但也造成了理解和应用范式的“模糊化”现象。事实上,范式的理解和使用宜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进行,且应认识到其在不同学科存在不同表现形式和性质。就高等教育研究而言,在世界观层面存在着学科范式和领域范式,两者共存共荣;在方法论层面,则存在着实证主义范式与非实证主义范式、单学科研究范式与多学科研究范式,彼此互补并立。因此,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应正确理解其内涵,慎用、慎言“范式”。     

跨越文明发展“困境”：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探求文明并谋求发展进步的历史。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推进,当今世界遭遇严峻的生态难题与文明发展“困境”。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生态文明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依共存、和谐共赢、良性循环、全面发展与持续繁荣的社会文明状态,而且是涉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变革的文化伦理样态,彰显出特有的伦理自觉性、生态持续性、整体有机性与和谐共生性。生态文明不仅是人类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继承与生态化的反思和超越,也是拯救自然并拯救人类自身的伦理启蒙和生态觉悟。     

“体性民族志”的解构与反思

民族志本土化的探索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人类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体性民族志"作为中国民族志范式之新探索,为人类学界思考民族志本土化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与理念。在解构"体性民族志"的基础上,从理论范畴、田野实践及跨文化对话等方面进行反思,试图找到进一步言说与对话的空间,使其理论和方法更趋完善。     

伯明翰学派的“霍尔范式”理论透视

伯明翰学派因其独特的学术研究志向和学术价值追求正受到学界的强力关注。把握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发展线索,重点探究"霍尔范式"在伯明翰学派中的文化内涵和特质,剖析"霍尔范式"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和价值,将为我们全面反思该学派提供认知空间和视角。     

库恩“范式”的文化涵义

把库恩的“范式”( Paradigm)看作是一个介于科学共同体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独立系统 ,并通过分析“范式”中各结构层对共同体成员的心理价值的建构与主导、对科学活动行为方式的规范与示范作用 ,揭示了“范式”在科学成为科学的同时使科学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这一隐含的文化涵义。进而说明 ,科学其实就是主体的人用“范式”观察解释自然 ,并籍此使自身不断完善的一个文化的、认知的、发展的过程。     

行政法解释中的利益衡量——以乌坎事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为契机

随着乌坎事件这类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不断在民众面前上演,利益的次序被不断模糊,行政法的解释面临正当性的挑战。实践的理性要求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更多考虑社会效果,将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后对法律作出合乎中道的解释和运用,即须进行利益衡量。它对行政法解释中的价值补充、法律漏洞和狭义的法解释方法不可或缺,需要在法解释实践中得到具体应用。     

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反人类性--以W.H.墨迪的“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为例

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因为它在根本上确认和坚持的是一种物种主义的或动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与人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是相矛盾的.人类在地球上是作为一个文化的物种进而作为一个道德的物种存在和发展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正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在充分考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之后所给出的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同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也是人类的道德进化的一个内在的本质要求.     

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

作为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批评——生态学批评的出现，既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破产，也意味着关于人自身发展的新展望，其核心是对“人自身”研究的深化与认识的拓展。与此相适应，作为一种理想人格而出现的“生态人”，具有有限性意识、死亡意识、敬畏意识和不完整意识等基本限定，它也是人类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非最后形态。     

政治参与的价值论

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作为价值主体,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非人存在物只有在满足人的需求后才具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把一切当成是谋求政治权力和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手段,其结果是弱者利益、未来人利益和自然价值在政治过程中被忽视。因此,我们必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确各参与主体在相关领域的价值取向,找回政治参与的目的价值,为危机的解决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做出价值论上的贡献。     

重归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从价值论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也能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必须对人类中心主义注入新的含义。      

从类哲学的观点看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危机的凸显引发人们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思考 ,人类中心主义正是这样的一种思考 ,它经历了四种历史形态 :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神学人类中心主义、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人们对之有着种种诘难和非议 ,而类哲学则从人的类本性出发 ,确证在“人自关系”上人类中心主义既强调人的本位价值 ,又不否认非人类存在物的工具价值和手段价值 ;在“人人关系”上它既强调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又不否认特定历史时期不同个体的暂时利益和局部利益。     

马克思生态思想对两个“中心”的超越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自然中心主义）之争,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超越了单纯的＂人类中心＂或＂自然中心＂,表现出＂两个中心＂的辩证统一。正确理解这一点对于指导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也谈人类中心主义

随着人和自然矛盾关系的激化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日益引起关注 ,同时 ,也存在不少误解。有必要从追根溯源的角度来把握其概念内涵 ,进而从新的视角分析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危机的关系 ,并澄清一些不正确的观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人类中心主义”的是与非

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不能简单归因于从人自身出发的人类中心主义．但这并不意味从人自身出发的人类中心主义没有任何问题。人类中心主义的要害不在它以人为中心、从人出发,而在近代以来。技术理性在存在论意义上彻底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所建基的人与自然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