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约伯》:神话研究的一种分析心理学范式

《答约伯》是荣格最为看重的著作。荣格在《答约伯》中分析了《约伯记》、福音书、《启示录》等《圣经》叙事。从分析心理学出发,荣格认为《约伯记》揭示了上帝的双重本性,并以上帝意识的分化与整合为线,重构了《圣经》的神话历史。荣格的《答约伯》为神话研究特别是"神话历史"命题提供了一种分析心理学的范式。     

关于《离骚》“求女”解的思考

文章对用＂象征＂解释《离骚》＂求女＂含义的作法提出了质疑,并从荣格的原型理论出发,提出所求诸女为阿利玛原型的表现。《离骚》是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两千多年以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围绕着它也有一些谜团至今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离骚》中＂求女＂的含义。     

《离骚》所表现的作者爱国深情与崇高人格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离骚》是他的代表作。《离骚》表现出了屈原的爱国深情和崇高的人格精神。     

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与《浮士德》求索精神比较

《离骚》与《浮士德》虽然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品,但两者存在可比性。从时代背景来看,《离骚》吸收了战国士文化的精神;《浮士德》虽然不是典型的狂飚突进时代作品,但歌德仍然将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带进了《浮士德》。从作品精神来看,《离骚》主人公用九死未悔、体解未变的精神来追求美政理想;《浮士德》则执著地寻求宇宙人生的真理。在求索形式上,《离骚》采用了上叩天阍、下求佚女的追求方式;《浮士德》则让主人公出入天人古今,在神魔幻境中展开热烈浪漫的追求。     

约伯背后的弗罗斯特——《理性假面具》解读

约伯是弗罗斯特《理性假面具》中的重要人物。他在剧中不仅执着地追求无故受难的原因,还致力于探寻世界万物运行的规律。约伯基于理性基础上的思考其实就是作者弗罗斯特自身对于宗教和科学的思考。     

《浮士德》与《圣经·约伯记》中人文精神的联系和变异

本文着重探讨《浮士德》在人文精神这个重要主题上与《圣经·约伯记》的内在联系。就形式而言,《浮士德·天上序幕》摹仿了《约伯记》的故事情节,使得诗剧得以在《圣经》背景下展开;就思想而言,这种摹仿是为了更加突出人文精神这一主题,二者在对上帝的绝对权威、绝对公正的大胆质疑、对个人品行、自身价值的肯定、维护以及个人精神的最终归宿等方面都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又体现出因时代因素造成的本质差异。     

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圣经·约伯书》中的交际问题

《圣经.约伯书》是古希伯来智慧书中的一卷,讲述了撒旦挑唆上帝降灾难于义人约伯而考验约伯的故事。闻知约伯的悲惨遭遇,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却使他受到更大的情感伤害。这个故事中充满对话。本论文运用语用学理论解读了隐含在言语下的说话人意图,并结合"会话原则"分析了约伯和他的安慰者之间交际失败的根源及上帝和约伯交际取得成效的原因。     

从朗吉努斯的《论崇高》看屈原的《离骚》

西方美学一般把审美意识区分为优美与崇高两类，古罗马时代的希腊文艺理论家朗吉努斯在其名著《论崇高》中，早已勾勒了崇高之不同于优美的基本特征。本文作者受朗吉努斯著作的启发。对屈原的《离骚》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离骚》不是一般的优美所可以概括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崇高之美，文章最后强调，崇高在西方源于希伯莱文化，以忧患意识为其思想根源，《离骚》的崇高与屈原所遭遇的忧患也有密切联系。作者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多一点忧患意识，能在文坛上出现像《离骚》一样崇高宏伟的诗篇。     

《离骚》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探析

《离骚》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领略楚国瑰奇神秘的巫卜文化的机会,也充分展现出屈原那完全不受羁绊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想像力。可以说,＂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正是屈原理想追求最自我的体现。而这一切恰恰反映了屈原生活的时代——楚国的政治现实和民俗风情。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屈原生活的时代和当时的民俗风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离骚》艺术风格的形成,而《离骚》的艺术风格又反过来促进和影响了中国文学中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复调理论视角下的《圣经·约伯记》中约伯信仰构建

结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分析了《约伯记》中约伯和三个朋友的对话。经过独语、复调和言说三个阶段的对话转变，约伯信仰的构建经历了迷失、发展和成熟三个曲折的心灵历程。对话是约伯信仰构建的重要方式，也为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约伯记》的诗体对话艺术手段提供了可能。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心何以安——论屈原的精神支柱

屈原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第一座巍巍丰碑,屈原之所以为屈原,就在于其作品中奇特、强悍的精神力量。支撑屈原精神世界的支柱主要有:美政———执著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内美———高洁纯粹的美好情操;神灵———超验世界的精神主宰。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信仰、道义、真理、责任,这一切都表现为一种崇高的精神,这是他生命的坚强支撑,是他的精神家园。屈原形象说明中华民族很早就把精神信仰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屈原精神对后人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屈原引领了中华民族及至人类精神的提升。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张九龄在荆州及其与庄屈文化精神之关系

张九龄晚年被贬荆州,既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亦为其创作的转折点。虽"惟文史自娱",有孟浩然、裴迪、李泌等与之诗酒唱和,但毕竟为放逐之臣,身历楚境,直接感受到荆楚文化氛围,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其必然。综观张九龄的作品,其中充满了一种达观、超然的精神,这与他少年聪慧,潜心学植,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九龄风度"是"并庄屈之以为心"的必然结果。     

试论《九歌》与《天问》中矛盾的婚恋观

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留下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针对其作品中关于男女恋爱的情节,后人多接受王逸之说,认为是诗人用以隐喻自我与楚怀王之间的君臣关系。文章在对《九歌》和《天问》中涉及男女之情的细节阐释中,发掘出本来浅浮于文本表层却不被后人所注重的,屈原本人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思想观点,同时分析出文本中彰显的矛盾的婚恋观正是由于诗人受南北不同文化特质的影响所致。     

屈原之死的现象学思考

关于诗人屈原之死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本文认为 ,古人对屈原死亡的关注方式于考察诗人自杀事件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力图回到作者文本本身 ,以现象学本质直观的研究视野对屈原自杀事件作一全新的审视 :通过分析屈原诗歌文本中作者潜在的体验模式 ,认为屈原自杀的终极根源在于其深刻的追问精神与存在根据缺失的无法超越之间的深刻张力     

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

屈大均以光大三闾之业为己任,其《骚屑词》多"香草美人",表明其对屈骚精神的仰慕及追随。在词风上,《骚屑词》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约词作,也有不少"豪气轶生马"的词作,还有倾向于南宋骚雅一派的骚雅词风。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即其词之最主要品质。     

论屈原的人才观

屈原是中国古代逆境人才的典型。在他的代表作《离骚》《九章》《天问》等诗篇中,表达了一系列关于人才的观点,构成了屈原的人才观,其主要内容一是“内美”与“修能”并重的人才标准观,二是“求索”与“遇合”并重的人才作为观,三是“去谗”与“改俗”并重的人才环境观。随着屈原作品和精神自古至今的广泛传播,他的人才观已经产生重要影响。屈原的人才观是我国人才学界应予重视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