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诗人论的矛盾及其启示

柏拉图对诗人"迷狂说"和诗人"摹仿说"这两种朴素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思辨,又在《理想国》中阐发了文艺"功用说"的观念,依此奠定了西方作家论的理论基础。同时,在"迷狂说"与诗人能否反映真理,"摹仿说"与诗人的知识是否可靠,"功用说"与对诗人教化作用的怀疑之间,也留下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和理论空白。柏拉图诗学的矛盾不仅在于柏拉图政治理想与诗人天性的矛盾、哲学与诗的冲突,而且,其核心在于人类追求现世功用与其自然天性的冲突,体现为诗人身上是否分有神性与如何表现人性的矛盾。     

浅析柏拉图“迷狂说”的理性主义本质

柏拉图的迷狂说揭示了灵感的来源和非理性特征 ,并极大地弘扬了非理性精神 ,但迷狂说在他整个理性主义体系下仍坚持了理性主义的立场     

建立文学批评的立交桥--西方艾氏与基氏文艺批评理论图之比较

美国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总结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文学批评史并概括为四大学说即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及客观说.他还用三角形图示出作者、作品、读者和宇宙之间的关系.美国另一位学者基思在1994年出版的<批评视角>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艾氏理论,也构建了一个文学批评图,图示出作者、作品、读者、现实和文学五者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点都是采用了系统的方法示意文学批评理论中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不足之处是二者都是平面图,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文学批评的立交桥.     

论灵感的静态特征

灵感,在古希腊哲人看来,就是缪斯女神赐给“荷马”们的“迷狂”。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诗人如果“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和代神说话。”①德谟克利特也说,“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②我们可以将柏拉图“灵感说”中的“迷狂”释为“入迷到疯狂的程度”。近几年国内讨论灵感的文章,一般都是反对“迷狂说”的。但论者大都从“动”的角度谈灵感,因而不可能真正划清灵感与“迷狂”——最高意义上的“动”——的界限。我们能否换一个角度——从“静”的方面来研究灵感呢?考察灵感的静态特征,对于从根本上认清灵感与“迷狂”的异同,而最终将“灵感”从“迷狂”中拯救出来,对于进一步探索灵感的     

柏拉图“迷狂说”的理性内核

“迷狂说”是柏拉图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之一。从古到今,对于柏氏这个基本命题,喝彩和反对的人,多如牛毛。喝彩者——如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为这个命题的神秘和反理性,推重激情与想象而欢呼;反对者——如苏联和中国的学人们,则对这个命题进行批判或指斥;即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学术界解放思想,小心翼翼地重新讨论“灵感”问题(柏拉图“灵感”与“迷狂”紧相联系,甚至     

在表现主义的潜冲与暗滋下——《野草》创作方法新论

在鲁迅创作<野草>时期,西方表现主义文学思潮给予鲁迅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野草>创作方法上的指向性.<野草>的创作方法并非单一的,而是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的两相融合.     

普罗提诺的审美梯级上升理论探析

作为新柏拉图主义者, 普罗提诺更多地继承了柏拉图的审美理念, 并以三一本体学说为基础, 描述了如何从最低等的美上升到美自身的梯级上升的审美历程, 即从物体美到灵魂美, 再到理智美(美本身), 最后回到美之本原的太一, 强调了只有在与神相合一的神秘主义的宗教迷狂中才能达到至高至纯的审美境界.普罗提诺就是座桥, 通过这座桥, 古代美学和中世纪, 乃至近现代美学相连.     

道与理念——论庄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道”与“理念”分别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庄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两者有相通之处 :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含义相近。同时两者是相悖的 :“道法自然”与“理念命定一切”、“心与物游”与“艺术摹仿影子”、“心斋坐忘”与“迷狂回忆”,分别是庄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艺术特性及审美途径。庄子以“游”昭示世界本原、人生真谛 ,柏拉图以迷狂给理念世界寻找艺术的回家之路。     

柏拉图的诗论六说

柏拉图的诗论具有原创性,对后世影响深远.主要观点有六说:灵感-迷狂说,磁石-魔力说.模仿-生产说,典型-理想说,效用-净化说,作品结构-有机整体说.     

柏拉图的诗学"回忆"说

"回忆"在柏拉图文艺思想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它是联系诗人与本体世界的心理中介,在迷狂状态中通过灵魂转向使人直观理念.这是在其哲学基础上形成的审美认识论,有其思想渊源和现实意义,并引发对人的此在的思索.     

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理念论及其神学倾向

《蒂迈欧篇》是研究柏拉图宇宙观的重要文献,也是其理念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柏拉图联系宇宙的生成对其早期和中期理念论作了修正。这篇的“理念论”主要继承中期理念论的“模仿说”并加以修正,认为宇宙的创造主,即神,注视其自身,以自身为理念,模仿自身而创造宇宙万物。     

解读柏拉图理论论

柏拉图理念论开创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理念论直接继承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是为实现其历史使命而创立的.理念论的建立中遇到了一系列矛盾与疑难,它们是紧紧围绕其伦理意义上的问题而展开的.理念论的价值取向是最终实现"善"的王国,达到真善美的最高统一.     

通过求真来求善——对柏拉图求善思维历程的考察

柏拉图是古希腊时代一颗耀眼的明珠,他的思想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入手,通过对柏拉图围绕理念世界的建构和实现而展开的整个运思过程的展现,可以揭示出贯穿在柏拉图思想中的求真精神,正是有这种求真精神的呵护,人类才能不断地趋向理想的世界,这正是柏拉图对善的追求历程的历史意义所在。     

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的嬗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唯一正确的"统治形式是"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其他四种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是上述这种"唯一正确的"政体没有得到很好维护而逐步退化的结果。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将"唯一正确的"政体称作"第七种政体",认为这种政体应与其他六种可能出现的政体完全分开,就像神与人要分开一样;与《理想国》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是否根据法律实行统治成为决定除"第七种政体"之外其他各种政体优劣的主要标准。总之,"第七种政体"这个概念的出现,表明柏拉图已基本放弃在现实中实现"圣人之治"(人治)的幻想,而把"依法治国"(法治)看作明智的、务实的选择。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表明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经历了从推崇"人治"向倡导"法治"转变的过程。     

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基本问题看法的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位政治思想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系统阐述了他所设想的最为理想的政治制度。作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非对他老师的政治思想全盘接受。笔者比较了两者对国家起源、阶级构成及政体形式等政治学基本问题看法的异同。     

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赫索格“狂”性简析

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狂”的视角，指出狂是赫索格真的表现，是赫索格逃避现实世界的方式，“书信”是赫索格的“狂想”和“狂言”。索尔·贝娄利用赫索格的狂，乘“信”以游心，构建了自由言说的境界，让个体生命在沉醉状态中以自我张扬的形式向现实世界发出心声，从而深刻揭露当代文明的种种弊端，表现当代入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展示主人公对人性的叩问与追寻，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反思与探索。     

理性与疯狂:《俄狄浦斯王》对人性的双重解读

通过对俄狄浦斯半人半神的形象塑造以及俄狄浦斯神话的重新叙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人的理性之上还存在神的或世界的理性,即神性。人类集神性、人性、兽性于一身。神性高于人的理性,兽性低于人的理性,两者都表现为疯狂,因而人、人性是在理性和疯狂之间游移不定的存在,具有双重特性。     

疯癫与文明——《李尔王》中的疯癫意象研究

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中有很多疯癫形象。《李尔王》这部悲剧作品几乎体现了莎翁悲剧中的各种疯癫类型,本文拟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李尔王》中的疯癫意象,并就此分析莎翁的疯癫意象所传达的文化意蕴。莎翁笔下的疯癫,只是另外一种生存状态,是“文明”进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