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推类思想及其应用论略

两汉推类思想作为先秦推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关于推类,两汉逻辑思想家对类之可推的保障因素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对类之可推进行了应用;同时对类之不可必推的适用原则进行了探究。但受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董氏儒学的影响,也仍然存在着强类以推的情况。     

刘徽对"推类"成分的论述

推类是以墨家逻辑为主体的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构成"推类"的主要成分是"名"、"辞"、"理"、"类",刘徽<九章算术注>对这些推类成分有深入的论述.     

逆推归纳法悖论探析

逆推归纳法悖论的产生其实是源于逆推归纳法的适用范围问题,即逆推归纳法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有效;作者分析了逆推归纳法悖论产生的原因。     

论儒家的“推扩”思想

“推扩”的思想贯穿于儒家的道德、情感、知识、天道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德性的彰显,情感上的理解、同情与反省,求知的格物致知精神,以用显体、上达天道等方面。推扩给儒学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依据。推扩本身的根据乃在于“吾道一以贯之”之“一”,也即“千人一情”、“万物一理”。     

思辨性与实践性：秦汉时期的推类原则思想研究

推类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被普遍运用的推理类型。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推类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对推理本身的一种称呼。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在秦汉时期,推类的方法仍然被思想家们广泛采用并深入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思辨性与实践性双重特征,既关注抽象的逻辑思维规律,也注重具体的政治伦理原则。《吕氏春秋》《淮南子》和《论衡》中关于推类及推类原则的思考和探讨,对我们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推类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特征,进而从思维方式和推理类型本身的角度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具有重要作用。     

清代司法实践中的推类方法与民间规范

将民间规范引入司法过程以正当化案件裁决,是和谐司法的内在要求。清代司法官运用推类方法,将民间规范引入司法实践中以填补法律漏洞,正当化案件裁决,这对和谐司法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当下将风俗习惯运用于司法实践,在运用类比推理解决疑难案件过程中,必须借鉴推类方法的优长之处,以弥补类比推理的不足之处。唯有如此,才能弥补法律漏洞,解决疑难案件,提高判决的正当性和说服力,才能真正将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结合起来,达致司法和谐。     

“推”、“排”词义探源

“推”、“排”浑言则同,析言则异。泛泛地说,二者都指推开;区别来说,“推”指使对象物向施力的方向运动,“排”则指用力使对象物向两边分开,“排”的这种意义特征源自所从的“非”。由“推”、“排”组构的词也多具有这种区别特性。     

传统推类思想对严复《天演论》思维方法的影响

推类是一种以同异比较为基础,以类事理相同或相似为依据,以意象性思维为途径,以求真求善为目的的思维方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条生命线.严复为救亡图存所译注的《天演论》以“人治天行,同为天演”为前提,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演化之公理,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似性为根基,倡导“体合争存,善群保种”的救亡路径,广泛应用了这一思维方法.论文对推类思想的分析和反思,对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再论包容式衍推

对诸多命题进行考察,发现很多相异部分具有"上下位关系"的命题并不能够进行包容式衍推。在此基础上指出:必须强化这样的认识,即上下位关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两个命题中相异词语是上下位词或两个词语在词义上具有整体和部分的包含关系,它应该是指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包含关系;应当取消语法受定衍推和包容式衍推的界限,打通这两种衍推类型,在解释衍推问题时就能减少诸多麻烦。     

先秦逻辑史上“类”概念发展浅探

本文主要阐述了先秦逻辑史上名家、墨家的代表人物关于“类”概念的思想及其发展脉络,分析了中国先秦逻辑史上“类”概念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论中国共产党的“类本质”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的重大宣示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超越了西方语境下任何一种政党理论内涵的政党,她在历史起源上、在功能特征上、在内在本质上都与西方政党有着重大区别,使得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党类型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特征。在以西方为主导的政党类型学研究中,中国共产党要么被误读,要么被污名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政党类型学研究立足于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来确定政党的位置,这种理论模型本身是存在缺陷的。从百年党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很难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来定位,她与人民一体同构的关系,正是她区别于其他一切落后政党、保守政党、剥削阶级政党最本质的内容,因而“人民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类本质”。     

论普通话“处”类词语的语用规范问题

所谓"处"类词语,一般是指包括"处"在内的以"处"为词法或者句法成分的一类词语.由于"处"在词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加之形式、内容、结构、功能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不仅形成一定规模的词语系统,而且造成相当复杂的词语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话"处"类词语存在明显的语用规范问题,既要解决"处"类词语本身在使用过程中的规范问题,又要探索由高频语素或单词所形成的词语群的一般语用规范的规律.     

论邵雍的推步思维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是用“推步”的思维方法写成的。这种思维方法由“加一倍法”、“物象推演法”和“１２、３０连续相乘法”、“挂一卦循环法”等组成。通过这个方法,邵雍建立起时间和空间相统一的宇宙体系,揭示天地交泰的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顺天理而行的观念     

墨家“推”、“效”与亚氏归谬法、演绎法的比较

通过对墨家和亚氏所讨论的重要推理类型"推"与归谬法、"效"与演绎法的比较显明,二者既有同又有异,体现了古代中西方逻辑的相同本质和不同特点及其对后世思维偏向的影响."推"与归谬法之同在于都设定了对矛盾律的运用,都能由此推出谬论;它们之异体现在理论深度、推理步骤的明晰度、推论依据和应用范围的不同."效"与演绎法之同在于都体现了演绎推理的性质;它们之异则表现在其特征、具有论式和作用的差异方面.     

训诂的比例推证法论略

在近现代的训诂名著中，常可见到运用同例类比的方法求证词义，我们将这种新的训诂方法称作“比例推证法”．比例推证法依据的是词义的平行系列性，它不仅在训诂中有着广泛的作用，而且还能有效地克服运用传统的训诂法进行词义训诂时很容易产生的那种牵强附会和望文生义的弊病．     

论殷夫诗歌的“类”的自我表现

殷夫的诗歌最初以个体与群体二元分裂或共存的对立统一方式作“我”的自我表现,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他自觉地将个体追求与现实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命运结合起来,并将其内化为心灵的本能体验和重组生活的艺术潜能,由此,“我”的自我表现上升至“我们”的即“类”的自我表现。这意味着,只要“我”把生命投入到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我们”）中去,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也将反哺“我”,并使之朝着真正“类”的自我前进。     

论宋四六的“类俳”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骈文“类俳”之说。最初,批评家所言“俳”既指文章“俳偶”追求文采审美但缺乏政教意义,又指“俳谐”之文具有娱乐性而不够庄重,还指“俳优”文人作为政教体系附庸的身份处境。古文运动兴起之后,宋代出现了立足文章本体的四六批评。其所谓“类俳”是文章学层面的专门批评,强调文学审美应与思想内容统一,辩证地指出娱乐之“俳”有其得体意义,体现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主体性。宋四六的“类俳”批评表现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创新意识,在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意境”散论

“意境”作为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不能用西方理论和思维模式简单演绎，把“意境”说成是主客观统一的典型形象。在“意欲’审美中，不是“情景”，而是“虚实”构成其核心因素。“意境”以虚实为本，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美学的超越精神。“‘祥境”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境界的典型表现和最后完成，在“意境”审美中具有重要意义。“意境”范畴可以进入现代美学中，它的诗意体验和超越精神，在现代审美中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活死人”、“呆木头”之妙——论扬州评话营造“心理场”的艺术

扬州评话等说书艺术在心理描写方面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特定场合下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互相关联冲突形成"心理场",人物心理活动与其他人物的言行紧密关联,并与自己的语言动作紧密配合,富于即时性和特殊动态,形成对人物的生动立体刻画,展现出一种"不动之动"、"无声之声"的生活况味和艺术韵味。我们因而更了解各种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特点。这种"心理场"艺术使人们对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产生崭新艺术感受。评话艺人这种生动活泼的"心理场"艺术,与相对静止且冗长的心理描写构成鲜明对比,在中西文艺对比的层面上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逆推法在波浪测市中的运用--对沪综指走势的实证分析

由于习惯于顺向思维 ,许多投资者在运用波浪理论对后市进行预测时 ,经常感到十分迷茫 ,失去方向感。运用逆向思维方式并结合波浪理论的特点 ,提出逆推法的概念和思维模式 ,经对沪综指走势的实证分析 ,更加坚信波浪理论在预测股价走势时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