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主体道德权利与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

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既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当前,我国农民工国民待遇缺失严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行制度对农民工道德权利的忽视,具体表现在农民工道德行为选择自由权的缺失、农民工道德主体人格平等权的缺位以及农民工道德行为公正评价权的缺乏三个方面。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靠公正的制度安排,更需要对农民工关怀的伦理意识。     

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是渐进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利益分化失衡、社会发展断裂和价值意义碎片化的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出现了深层危机,并由此而导致进一步的社会隔离、社会紧张和社会风险。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有利于其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保护应坚持以公正性为根本、以动态性为保障、以发展性为方向的原则;构建以教育权、发展权、福利权、生命健康权、信息权和就业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赋予其平等的权利并将其权利制度化;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中介、组织为关键、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系统。     

新生代农民工尊严缺失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主力军,但是由于自身素质、社会认同、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等问题的影响,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出现生存尊严、政治尊严、社会尊严遭遇缺失问题,影响到了和谐社会主要的构建和实现。本文从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自身素质提高以及社会氛围营造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尊严问题进行了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利诉求比父辈们更为强烈,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亟需政府承认并负担起补偿责任,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为其搭建起社会保障的政策起点,厘清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和责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社会权利,同时要未雨绸缪地解决好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刍议——基于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的实证分析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所引导的是科技的创新与产业的升级,城市化的进程得以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在社会取得卓越发展的同时,现代化、工业化的到来也促使了社会风险的集聚,这类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文明的直接后果,由此风险社会的存在形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城市化进程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他们基于自身发展和理想目标的实现,大量涌入城市之中,成为了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风险形成的间接缔造者,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社会风险对自身所造成的影响,涉及了生活、学习、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国家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多种权利的保障。其中,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获取路径的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处在风险社会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于这类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所需要凸显的是主体现实需求的满足,诸如：福利服务制度、职业福利制度、社区福利联合体,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实现市民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当前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

2010年,中国围绕劳动关系冲突的罢工、停工等群体性事件频发,并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罢工主体;二是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三是组织化程度较高;四是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五是事态容易扩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没得到劳动关系平衡机制的有效保障、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长是引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要预防和化解劳资群体性事件：一是要建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二是要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三是要建立合理的职工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四是要建立运转高效的工会组织。     

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中的作用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出现并不断壮大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据多部门的分析估算，此意义上的农民工已达两亿多人。随着老一代农民工的逐渐返乡和年轻一代的兴起，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就业和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权利意识等方面都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很大的差异。     

道德建设的公民认同路径

个人权利价值取向的普遍化是社会的道德现状,道德建设要帮助人们认识在现代社会个人权利属于公民权,以平等为基础,同公民义务相联系,逻辑地蕴含着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自我中心、否定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人权利的必然走向,而是其被抛弃了平等基础、公民义务后将自我利益膨胀到了极端的表现,是极其有害的;为了克服个人权利膨胀为自我中心、损人利己,要引导公民不仅要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也要认同公共利益。因此,第一,引导人们认识利益相关性对公民权利的限定从而能够关注公共利益,避免极端个人主义。第二,提高人们对公民认同之于个人权利实现的价值的认识,以激励公民对公共利益的认同。第三,打造有利于公民认同的制度环境,用制度保障公民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

消费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重新定义自我存在与主体建构的能动体现.引致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本质在于:弱化阶层属性的新策略、身份认同的新转向、主体建构的新机制.在"留不下的城"与"回不去的乡"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依然没有定性的归属,消费认同本质上成为他们寻求自我存在和本体性安全感的重要渠道.但是,这种基于消费实践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是否会陷入过度消费的陷阱,造成认同的扭曲,依然是我们今后要积极面对和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已达到约1亿人,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已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消费特征和地位认同,并重点分析了“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以及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在价值追求、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被边缘化。本文从职业理想、自我意识、社会适应力、身份认同、心理压力等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思想状况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英文)

五四新女性是在学校这一现代教育平台由新文化启蒙话语塑造而成,她们的意识形态认同来自新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正义伦理;而她们的性别认同及相应的关怀伦理,却使其对“旧道德”下的女性同类有更多同情。为实现个人权利、维护神圣恋爱,她们“忽略”名分、委屈尊严,在新旧道德的模糊地带与有妇之夫结成特殊婚姻。而非正常婚姻关系的缺憾,爱情中隐含的性别等级,个人自由与关怀伦理的对立与冲突等,都导致她们陷入认同危机。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体现了“五四”正义伦理的道德局限,而五四文学表达的某种匮乏,亦源自这个局限。     

“政策性离婚”的伦理考量

“政策性离婚”是指因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出现的离婚现象,其实质是通过假离婚等非常规方式规避政策的限制,以实现个人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诱发“政策性离婚”的伦理因素包括：经济利益至上导致的婚姻伦理关系的淡化、道德监督缺失带来的婚姻主体道德责任的弱化以及制度伦理失范引发的社会道德环境的恶化。为了减少“政策性离婚”等类似社会现象的发生,必须强化个体道德自律,坚守婚姻的道德底线;健全道德监督机制,促进社会生活的规范化;推进制度伦理建设,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和谐。     

论劳动债权优先权——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优先权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解决权利冲突及其实现顺序的问题.我国虽没有规定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但特别法上的优先权已有规定.劳动债权优先权的理论基础在于优先权制度,从法哲学基础范畴看,劳动债权优先权的合理性在于生存权高于财产权.劳动债权优先权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权利,属于生命权的范畴.从法经济学角度,劳动债权的优先实现符合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债权的先天弱势地位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其个人防范风险途径的缺失,决定了其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在立法价值的博弈中,劳动债权是否优先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通过对我国现行立法的反思,进一步揭示了劳动债权的特殊性和劳动债权优先权制度建立的必要性,通过建立优先权制度,合理保护劳动债权.     

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舆情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之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少数人对社会产生不满和积怨,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一是要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其政治参与度;二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的双重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工会的维权作用,畅通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五是要加强媒体的正面引导,消除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心理。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休息权的实现路径

在新就业形态下,弹性工作时间、互联网平台用工算法机制模糊了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边界。实践中,对于劳动者休息权的保障还缺乏普遍的价值共识和统一的法律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基于人权的休息时间、休息日、休假日等休息利益尚未法定化。从权利属性看,劳动者休息权具备道德权利属性和法定权利属性。从法的渊源看,劳动者休息权具备宪法基础和劳动法基础。劳动者休息权法律关系要素的厘定是劳动者休息权保障的前提,应明晰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界限,并修正工时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等事关劳动者休息权的核心制度。探讨理论基础的同时,应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休息权保障,使劳动者休息权成为一项归属于广义劳动者的劳动实有权利。     

从制度伦理的发展看道德主体人格的成长

制度作为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人类在共同体生活中博弈的内在规则。制度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人的道德性存在立法。传统社会封建皇权制度下道德强调的是个人的依附性,个人权利缺位,是外在强加的形式化的道德;近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制度伦理中个人主体性加强,但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彰显的是"工具理性"和"个人理性",必然带来"价值理性"的退隐,引起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当代社会公共领域扩大,在"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四种力量博弈均衡之下的制度伦理,是个人发挥道德权利参与建构生成的,这种制度伦理作为新的道德规制范型,才是真实合理的实质化的道德。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探析

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横亘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路上的障碍逐渐消退。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仍面临着很多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维护更是困难重重。不仅存在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滞后、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没有形成制约机制等制度性、体制性缺陷,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的缺乏,也降低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功效。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亟须从完善立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创新法律援助制度、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和人员配置等方面予以完善,以适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