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连科小说的城市崇拜

城乡反差对峙既呈现我国现代性断裂的生活景观,也形成当代文学的一个书写母题.阎连科小说的城市崇拜具有时代意义.其城市想象以高楼和女人为象征,深蕴城市意识形态和性政治;其向城而生不仅有着物质的欲望,而且还有着文明的召唤,体现了一种"崇高的人性";而乡民进城是两种文化时空的穿梭和僭越,遭遇了城市"权力"视角的凝视、控制和排斥.     

阎连科乡土小说印象

阎连科的乡土小说通过对生活在中原大地的一群贫苦农民生存境遇的关注,讴歌了乡民们在灾难和厄运面前永不妥协的英雄气概,深刻揭示了主人公身上蕴藏的悲剧精神和审美意蕴,有力地揭示出我们民族灵魂中某些最本原的东西,不仅对当今的读者有着明显的启迪和教育意义,而且充分提高了当下文学的品质和格调。     

探寻人生原初的意义--论阎连科小说的生命意识

阎连科执著地探寻人生原初的意义,是一位有着浓郁生命意识的当代作家。他以令人战栗和疼痛的方式,书写耙耧山民的沉重苦难、困境中的苦中作乐、近于原始的性爱,使“活着”本身呈现出人生意义。他把耙耧人置于死亡的阴影之中,以此激发他们悲壮无畏地反抗宿命。作家对人生的体悟归结为生命应回归婴儿,回归自然。     

从城市崇拜看阎连科的小说创作

阎连科出生在贫困的乡村,由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缺失性体验而产生一种向往城市的心理。这种心理在他的小说中体现为贫瘠土地上的青年农民拼命逃离土地、渴望进入城市的迫切心情。他的小说可以让人感受到主人公在逃离土地之路上挣扎的痛苦心声,同时也可体味到作者希冀精神上回归土地的殷切心情。     

田园乌托邦的失效——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解读

通过对阎连科小说的细读分析,确认其叙事呈现出的田园乌托邦其实是一种假象,作家并不认为这是一条能够带来福祉的值得崇敬的道路,并不断设置冲破田园乌托邦的因素,以此推断作家在文学史链条上的位置。同时指出作家创作中善于运用"暧昧"和"陷阱"的特点,正是这些巧妙地设置为小说文本提供了富有意味的张力。     

伤痕书写的阎连科模式

通过对作家情节模式、人物设置、思想资源、身份特征、立场态度等方面的分析,确认其人其作透露出的强烈暧昧特质,而这种特质正是一些特立独行、不偏不倚的优秀作家共有的禀赋;这一特质融入在小说所处理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其实也就确立了阎连科的文学史位置,即对过去那个过于草率、未经充分发展及被中断的伤痕文学传统的深化和拓展,不但体现在对现代派技巧的征用,更克服了伤痕小说脱历史的短板,建立起有效的历史对话机制。但同时作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这一思潮的前定,这是值得注意之处。     

“病人”阎连科

他曾崇拜三样事物：城市、权力和健康。如今,他已离开农村,定居北京;对权力的崇拜变成恐惧;只剩健康还需仰望。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嬗变轨迹

小说在中国文学中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茕标独树 ,内容趋于规范 ,形式渐次定型 ,特征日趋显豁 ,其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且其在不断发展完善中 ,熏陶和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独立风格。     

边缘上的舞蹈：关于民间与“民间写作”

民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时空体 ,尽管历来处于边缘的地位 ,但它从来没有放弃对主流文化的渗透 ,这种渗透有其独特的方式与途径。但眼下的“民间写作”倡导者们却功利性地将它抽空为一种写作姿态或一种反抗主流写作的策略 ,民间写作因此沦落成一种在边缘上的自娱甚至取宠的“舞蹈     

论民间规则与司法能动

当前发生在中国的司法能动与西方国家的司法能动并不相同.这种司法能动通过姜堰模式、东营模式、陇县经验、河南模式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四种主要模式都是民间规则进入司法的具体经验.民间规则进入司法的条件有两种:一是在法律有漏洞时;二是当法律调整不能时.但在这两种情形下,民间规则进入司法不属于司法能动.通过进一步分析可知,民间规则作为司法能动前提的可能条件有五种情形:其一,法律虽然赋予其法源地位,但没有规定其是否适用于司法或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的情形;其二,尽管没有规定其法源地位,但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规定了其作用的情形;其三,法律上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其法源地位的情形;其四,法律上否定其法源地位,并排除其在司法上的适用的情形;其五,因当法律调整不能,用其替代国家法的情形.中国目前开展的能动司法活动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民间规则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民间规则是这种能动司法的最重要的规范前提和依凭.民间规则作为人们交往行为规范的事实不可能被消灭,这就决定了以习惯为核心的民间规则在司法能动中所具有的特别地位和作用,也就决定了研究民间规范与司法能动之关系的基本意义.     

论民间法的社会权力基础

民间法以社会权力为基础,国家法以国家权力为保障。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起源于原始习惯,二者的互动与互补既符合历史的逻辑,又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社会权力是指以特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同意为基础、以契约为表现形式,并受到一定程度程序控制的社会强制力,具有“同意性”、“契约性”和“多元性”特点。社会权力视角的民间法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具有“冷暴力”、“文化性”和“族性”特征。社会权力的变迁必然引发民间法的发展,社会权力是民间法实效的重要基础,应为民间法与国家法沟通的理性平台。     

论传统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中包含着健康的内容 ,也含有消极的因素。民间信仰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重要影响。健康的民间信仰保存了大量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 ,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消极的民间信仰存有大量封建迷信的内容 ,严重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只有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 ,做好保留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工作 ,才能使民间信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论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逻辑关系

公共经济是社会公共部门为增进公共福利通过政府调控而进行的公共物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总称.民间经济是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调节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私人物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是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一方面,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统一于经济实践中,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前者为后者提供服务和保障,二者同时产生,并有着类似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二者在主体、目的、功能、运行机制、满足需要的性质及客体等方面相互区别,又在资源占有和社会经济系统中此消彼长;另外,二者的良性互动促进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公共经济、民间经济领域存在着大童问题,只有优化二者关系使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达至帕累托最优状态才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和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论对日索取民间战争赔偿的出路与意义

对日索取民间战争赔偿是中国人民的权利,然而目前索赔之路非常艰辛。扼要分析对日民间索赔的障碍,应从营造氛围和加强可操作性两个层面,探讨对日索赔的出路及其意义,首要的应是作好自己的事,这样才能与其它措施形成良性互动和合力,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选择。     

论对日索取民间战争赔偿的法律依据

从对日索取民间战争赔偿的法律依据上看,中国人民要求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对当年的罪恶行为进行谢罪和赔偿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而日本政府在民间赔偿问题上能否有所作为,是检视其能否正确认识和反省侵略历史的一把标尺,也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论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的当代建构

由于“现代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冲击,唯物质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牵制,以及我国民间信仰活动管理政策、法规依据不足等,民间信仰长期处于“欠合法”状态,其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呈现弱化之势.在日益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应客观对待民间信仰的文化意义,并在对现代性问题给予恰当回应的过程中重构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使之在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上实现应有价值.     

论民间美术色彩的对比

民间美术的色彩体系在遵照历史的、传统的观念的前提下,从不违背色彩文化内涵,在设色上讲究视觉意匠,重视色彩的视觉效果,整体色调表现为鲜艳、响亮、明快、热烈。色彩的对比与调和原则是所有的色彩视觉美感创造中必须遵循的,民间美术也不例外。由于民间美术是以色彩对比为主要特征的(同时兼顾色彩调和),故作者在本文中就民间美术色彩的对比进行深入地论述。     

论"传奇观"与明清戏曲小说的文体关系

明清戏曲小说均以"传奇"为核心的多共性,又存在"别是一家"的传奇特性:小说强化可读性的一面,突出览阅称赏的传奇色彩;戏曲着力可观性的一面,追求舞台动人的传奇效果.明清文人"传奇"理念的演绎.不仅在于奇人奇事的叙事铺衍,而且还在于奇文奇书的审美观照,同时完成文人自我奇才奇气的抒发传达.     

新世纪北京文学书写的 "空间"变化及意义 ——以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为考察对象

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三位不同代际作家对新世纪北京的书写,是将打着个人印记的国际都市的生活游历或乡土中国、外省小城的生活经历等纳入其中。这些不同的地理空间既构成了他们的文学世界,也构成了一幅以北京为辐射中心或参照对象的"文学地图",他们的书写不仅拓展了北京文学书写的空间、主题,也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一个重新省思"城与人"的契机。     

都市民间法研究初探

民间法研究逐渐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纵观民间法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关于民间法研究的研究即侧重于方法论的研究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间法研究的发展。通过对民间法所指的＂民间＂的研究,指出了开拓都市民间法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