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和谐之维

构建和谐宪法文化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寻求宪法主体--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其价值预设是:公民在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的国度里享有充分保障的自由和权利.这需要折中的睿智和勇气.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上,应建构一种柔性而不是刚性、开放而不是自闭的回应型宪法文化价值秩序.权力谦抑具有建构和谐宪法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德性功能,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良性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型塑责任意识下的权力谦抑性品格,是和谐宪法文化的制度伦理和实践基础.宽容作为权力谦抑性的最好注脚,体现了宪政主义的生态文化观.培育多元价值下的宽容精神,是当代中国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和谐之道.     

社会契约意识:宪政的观念支持

由私契约理论演化而来的社会契约意识,可以逻辑地推演出宪法产生的必然性。宪法实质上是社会契约的法律表现形式,社会契约意识决定了宪政的外在制度框架和内在价值诉求。通过权力制约实现对权利的保障是社会契约的根本宗旨,也是宪政的价值取向。社会契约的成立与履行是以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来实现的。通过权利制约权力以及通过直接控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间接地影响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宪政的宗旨。     

论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法的两个核心问题.公民权利保障必须是宪法的核心价值目标,国家权力的授予和控制则应该是宪法最基本的内容,两者缺一不可.     

企业生态道德责任正当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分析

对任何行为正当性的考察都离不开对行为者以及行为本身的考察。同样,企业履行生态道德责任的正当性也与企业自身身份的性质和企业活动本身的性质相关。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企业履行生态道德责任既与企业作为实践主体的本质和特性相一致,也与企业生产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性质相一致。具体而言,企业履行生态道德责任既体现了人作为实践主体所应该具备的社会性这种本质属性以及反映这种本质属性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特性,也体现了企业生产活动作为实践活动是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互为对象化的活动的本质。因此,企业履行生态道德责任既是由企业的生产实践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企业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作为实践主体的本质和特性所决定的。就是说,企业履行生态道德责任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应然性。     

论宪法秩序形成的文化内涵

西方维护自由的秩序价值观创生了宪法秩序,而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是宗法秩序。宗法秩序的价值是维护专制。中国传统的秩序价值观作为文化沉淀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制宪和行宪,它对舶来的宪法进行了权力设置的重构,使得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中权力始终朝一元化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培育宪法秩序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舶来宪法文化的重构作用。     

税法的公平价值刍议

中国传统税法学研究强调税收之“权力性、强制性与无偿性” ,因而认为税法应以效率为价值追求 ,然而 ,从依法治国之宪法意旨和市场经济之内在要求来看 ,税法应以公平为价值追求。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现为 :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在实践中形成的宪法——兼谈日本宪法第9条

制约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只是宪法的一面，而国民作为主人公，发挥能动性则构成宪法的另一面。护宪派从宪法的社会契约性与普遍的价值性出发认为不应修宪，而修宪派则以日本宪法在制定程序上存在问题为由主张修宪：他们的问题都在于将法律文本绝对化，而宪法，并不仅仅指的是成文的法典，而是与宪法内容相关的各种法、制度、习惯的全体，是人民通过主观能动的政治实践活动形成的宪法。     

日本宪法社会学的研究课题

埃利希的法社会学的课题是对法规、法律制度的形成、法的发展以及法的结构和功能同社会的关系进行理论性的研究,客观地观察分析法领域中促使法形成的各种社会现象,认识法律结构、法律发展的规律性。日本小林直树教授的宪法社会学的课题是对一定的社会条件以及国民意识怎样支持和否定宪法、对解释宪法的价值和条规、对宪法功能等进行实证分析。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不同,因而宪法根据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各异。在本质上决定政治的社会条件是经济条件,人们是根据生产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政治责任建设

政治责任意味着政治领导者份内应做之事和没有做好份内之事所应受的谴责和惩罚。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依然存在异化的可能,这就要求作为权力行使者的政治责任主体对人民负责,由人民评价他们履行政治责任的情况,并决定他们是否应当受到惩罚。政治领导者能否践履政治责任关系到人民对政治权力的认同,进而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和谐状况。进一步讲,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建设责任社会的过程,政治责任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但现实政治中,政治责任建设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现象。政治责任主体不明确,党政干部责任、集体和个人责任、正副职之间的责任、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不清楚;政治责任评价主体不明确,政治责任评价主体单一,人大、媒体作用颇微,社会团体依然没有成为对党政干部和人大代表履行政治责任情况的真正评价主体,同体责任追究代替了异体责任追究;政治责任追究程序不清晰,特别是宪法、法律关于人大对政治责任主体的追究程序难以启动。这些问题影响了党和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给社会带来了不和谐声音。政治责任建设任重道远。要进一步培养政治领导者的政治责任感,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强化政治责任追究机制,这是政治责任建设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及其宪政意义

经典作家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深刻阐发了国家服从于社会、权力服从于权利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弘扬这种民主契约法律精神,可以消除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和贤能性,实现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也可强化宪法的至上性和权威性,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民主、自由价值取向,因此,对推进中国民主宪政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宪法意识

宪法意识是制度与社会生活联系的纽带 ,体现了宪政和法治精神的现实化过程。宪法意识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要作用 ,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行提高公民宪法意识水平的教育 ,以增强和深化公民的宪法意识。     

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英文)

中国宪法应当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作者以此为基点,结合20年来的经验,讨论宪法改革面临的理论问题。首先,宪法之根本法则由以人本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法则、张扬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构成,蕴涵道统、政统和法统,是宪法合法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的终极来源和根基。其次,宪法作为法律应具有的效力有赖于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但不是宪法的一切内容都要司法化;应区分宪律与宪德,并按法治的要求加以识别和转化。其三,界定违宪主体和违宪行为应以立法模式为主兼及治理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宪法监督要体现人民主权和程序理性的完好结合。最后,宪法是价值法则通过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在公共领域里的运用,以约束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宪法改革应围绕宪法核心问题,调整好国家权力与阶级结构的关系、国家权力内部的横向、纵向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同时,转化使用走进权利时代过程中的积极要素,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并改进权利体系和权利救济。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首先,法律实施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其次,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也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宪法实施最终实施的是人权规范,即基本权利规范。因为基本权利规范的实施是宪法实施的本质与目的所在,只有它得到实施才能真正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权力规范实施也旨在保障基本权利。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宪法实施的机制进行追问,即宪法实施依靠的力量是什么、宪法实施能否进入司法适用、现有的宪法审查制度能否成为宪法实施的有效机制以及"后三十年"宪法实施急需解决什么问题等等。     

新闻本质真实论与价值决定论探析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角度，探讨了新闻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分析了新闻本质真实论和新闻价值决定论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本质真实上的价值决定”这一观点，较准确地反映了新闻的实质，解释了日常的新闻实践活动。     

转型国家的宪法审查制度之管窥

在经历了第三波民主潮流之后,许多转型国家都选择了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作为宪法的保障。由于受到不同国家的影响,加之本国的特征存在差异,它们建立起形式多样的司法审查机制。这些宪法审查机制在组织结构与权力运作上都有各自的特点。本文指出:虽然我国并未采取司法性宪法审查模式,然而学习与研究这些国家的宪法审查机制对推进我国的宪政建设乃不无裨益。基于我国目前的宪法审查制度建构,我们可以从组织机构、权力运行以及文化建设三方面借鉴转型国家宪法审查的经验,推进我国的宪法审查制度实践。     

试论规定价值本质的基本原则

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在以往有关价值的文章中,基本上有三种观点。(1)客体价值论者把客体视为价值的本体,认为价值是由客体的质的规定性决定的。因此,价值的本质是客体的属性和功能;(2)主体价值论者认为,主体是价值的唯一载体,价值是由主体的质的规定性决定的。因此,价值的本质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主体的劳动、创造和贡献;(3)关系价值论者主张,主客价值关系是价值的承担者,价值是由价值关系决定的。因此,价值的本质是客体的功能满足主体的需要。这些看法虽然都对价值的本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对…     

行政诉讼: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力

行政诉讼在推动宪法实施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行政诉讼是中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力。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中国宪法有关公民申诉控告权的规定得到贯彻落实,也使其他实体性的公民基本权利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并彰显了权力制约的宪法精神,而且还探索出了"依宪解释"的宪法实施新路径。当然,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及其实践在推动宪法实施方面仍有不足之处,面临挑战。由此,应该进一步积极发挥行政诉讼的立法适用宪法、监督适用宪法、解释适用宪法的三大功能,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宪法的立法实施、监督实施和解释实施。     

政府价值治理中的法治观及其实现

政府价值治理是立足政府治理实践而萃取的一个描述、分析性概念。政府动用公共权力、财力等资源进行价值生产、动员、整合等活动中的法治观问题,成为“价值治理”理论迈向深入发展的一个前置性议题。当前宪法法律上的核心价值观条款昭示了“民主+形式合法性”版本的形式法治观,它可以为政府价值治理供给具有较弱合法化论证能力的“薄规范”。但政府价值治理中“整合+权利”版本的实质法治观具有理论和现实层面的优越性,它能够提供正当、持久的“厚规范”支撑。为了更好夯实政府价值治理的实质法治观,可以从宪法价值环境、法律规范化建设、行动模式等方面着力推进。     

明治宪法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

明治宪法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也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明治宪法的诞生,才使古老的亚洲有了宪、议会、选举等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法典。明治宪法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日本,在集中权力、财力、人力以维护民族独立、统一和建立近代工业、文化教育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此,它曾为当时亚洲其他落后国家的进步人士所向往和效法。　　但是,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本质上是利用“天皇大权”之名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形式,行维护少数军阀、官僚、贵族、财阀利益之实的寡头专制政体…     

论违宪审查制的理论基础

尽管各国采用的违宪审查制的类型不同,但建立违宪审查制的理论基础是共通的.将宪法的最高法规性作为违宪审查的理论依据是实施违宪审查制国家的共同认识;保障基本人权是宪法最高法规性的基础价值所在,也是近代宪政的真正目的所在;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基本人权,从而达到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违宪审查制赖以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司法权在民主法治国家,是维护法律实施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立法权或者行政权侵害基本人权时,作为基本人权的救济手段的司法权往往担负着"宪法守护人"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