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利益协调机制探讨

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是其效益覆盖范围内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博弈的集体选择结果。目前,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纷纷表现出相异的利益追求:地方政府追求的更多是地方利益;企业组织主要追求实现利润最大化;非政府组织主要体现政府或自身的利益需求。因此,以区域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协调区域内不同地方政府、企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不同利益追求,显得十分重要。具体说来,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设服务型的地方政府,促使地方政府追求实现区域社会公共利益;二是培育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促使企业组织维护区域社会公共利益;三是提高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治理能力,促使其更好关注区域社会公共利益。     

基于Petri网模型的府际利益均衡分析

府际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一直是政治与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府际关系是政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府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如何调整政府间的利益达到均衡,使政府的治理水平更好,是中央政府面临的难题,也是提高政府能力建设的关键。本文针对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运用Petri网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府际之间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对如何调整府际关系做出分析,对深刻理解及保障中国政府间关系向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规则与权变: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中的政府责任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是因利益问题引起的,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快速社会转型导致的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使无规则的利益博弈不断挑战社会的利益均衡而引起的.作为转型时期的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着管理模式的转变,同样存在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的窘境,同时由于作为利益主体参加利益博弈,行为也易变得无序和权变.这种情况使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成为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在于进行制度建设以减少无序、失范和权变情况的发生.     

“制度性风险”下的国家审计行为能力分析

利益性结构和职能性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一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更多关注的是利益性结构问题,即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致忽视了社会职能性结构的变革、调整与同步发展,从而加大了社会制度性风险。转型社会制度性风险治理应该是我国深入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国家治理制度性风险的职能、能力及作用是由国家经济、政治体制及制度,政府行政目标和执政能力决定的。     

From administeri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o reg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game analysis of evolution in the pattern of governance by the government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等。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政社校协同共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研究

在当前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在城市转型发展时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问题,依托地方政府、社区和高校协同共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地方社区的管理功能,充分发挥地方高校的资源优势,构建政府、社区、高校三位一体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是塑造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推进社会和谐、创新社会治理...     

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地方政府联动的行为博弈

农村面源污染的污染源分散,污染过程复杂,危害后果广泛,治理难度大.所以,它的治理始终是各级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政府分权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自然成为农村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多集中研究地方政府如何治理本地区的农村环境问题,对于各级地方政府联合治理污染的研究多集中在流域污染的治理.从地方政府综合效用视角分析地方政府联合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的研究还鲜有所见.通过地方政府在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的行为特征分析,运用博弈论方法导出农村面源污染的有效治理必须是各级地方政府联动,准确确定地方政府联动治理的范围,达成联动治理的集体决定,建立维持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契约治理模式

区域协调发展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均衡、利益多元化的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法制问题。旧中国宪法创制的地方联合立法模式、美国宪法创制的“州际契约”模式,都是处理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尝试。为了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长三角”和“泛珠三角”正在自发生成和示范“省际协议”模式,它们试图通过契约治理模式来解决特定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省际协议”所代表的契约治理模式应该借鉴地方联合立法模式和州际契约的经验,并在中央政府的规制下加以完善和推广。     

社会责任与我国公司治理变革

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和谐与经济稳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违反法律法规和侵害消费者、职工权益的行为,不仅给社会公众带来了损失和伤害,也使得公司自身遭受惩罚甚至破产倒闭。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都强调公司在利用各种资源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不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而忽视或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公司应该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从公司社会责任的角度考察我国公司治理,不难发现存在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缺位、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制度不完善、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与公司社会责任相适应的现代公司治理是一种既利己又利他的最优选择。     

日本社会治理管窥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中国在加紧开展有效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亟须增进对国外社会治理经验教训的学习和借鉴。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课题,日本"公民社会"因为地方自治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受到关注,日本地方自治面临的挑战又需要与"公民社会"携手应对。本文阐述了日本社会治理的"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的内涵认识,分析其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挑战,并对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治理的意义略陈管见,认为成就有效社会治理需要调动民间社会积极性,需要法律保障,需要执政党、政府正确支持引导。     

食品药品安全多元治理新论

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的价值旨归是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是转型期要素矛盾交互运动作用的结果,集中表现为经济利益问题、监管问题和社会问题。食品药品安全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增量改革,更需要理念重构。从学理上构建以市场机制、监管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三角架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新机制,有利于推进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9世纪中期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多样化

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推动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问题、阶级矛盾与社会对抗,为了应对这一系列问题,西方社会基于不同立场提出多种社会治理的思想理论。其中,古典经济学家坚持将“自由放任”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功利主义者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社会治理的价值原则,空想社会主义者将“理性社会制度”和“大家庭联盟”作为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通过社会革命建立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理想社会。这些社会治理思想主张之间的相互影响乃至对抗,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治理手段多样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实现其持续发展。     

走向合作: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限度及其发展

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将我国的社会建设提到了一个更全面和体系化的高度。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大,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治理理念使社会治理主体和方式更加多元化、顶层设计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地方治理创新展示了众多创新成效。但同时,由于社会力量发展有限,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还面临着社会自主治理、有效性和持续性、创新动力与激励等发展限度问题。从改革的方向来看,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应走向有序可控的、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发展模式。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近代铁路土地的征购及其实现——以萍乡铁路为例

近代铁路土地的征购,既是关系铁路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乎地方社会稳定的棘手问题。土地的征购,涉及与地方社会的产权交易。为了获得铁路建设用地,路矿当局联合地方政府,在组织上,拉拢地方士绅组建征地机构,协调与沿线民众的关系,协助土地征购的实现;在交易原则上,尊重民间习惯法,维护民众利益,提高征地价格,吸引民众出让土地;在交易形式上,对个人和共有土地,分别采取收买与兑换的方式实施征购;在善后问题上,妥善安置失业佃农和业主,保持社会稳定。     

生态移民过程中的政府、市场与家户

通过对内蒙古S旗的实地研究，我们发现生态移民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其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从“西方治理”走向“东西共治”

正处理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这些年得以快速发展最为关键的一点,而这也是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治理建议或答案的原因。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想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参与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通过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直接服务于安全、经济、环境、健康等多方面国家利益的需求。     

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近年来日本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个新特征,即非营利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参与进来,通过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相互支持、承担与合作,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非营利组织在参与法律和制度建设、满足社会需求、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有效地弥补了政府服务和市场的不足。日本非营利组织介入社会治理并在其中承担重要职责,预示着一个单纯依靠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多重主体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     

协同与耦合:民族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精细化

民族社会工作在协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与适切性,民族社会工作的开放性和建构性决定了民族社会工作协同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耦合机制构建必然也是开放的.建基于目标一致和利益耦合基础上的耦合机制,必然要求民族问题治理的重点从稳定向权利转向,民族发展治理的方向从经济收入向能力建设转变,民族文化治理的重心从敏感向整合转移,民族关系治理的机制从管理向服务转型.     

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研究

作为我国空气重污染区之一,京津冀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迫在眉睫。空气污染的区域性和外部性,使得构建和完善跨域合作治理机制成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根本。虽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有联动治理空气污染的相关政策和相应组织制度安排,但现阶段京津冀政府间合作存在着浅表化及碎片化、低制度化、治理主体和手段单一化等问题。三地发展不平衡及环保诉求的不同、跨域机构权威性的匮乏、利益协调及补偿机制的缺位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完善区域环保的统一标准和联动监管体系、完善生态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设立权威性的区域协调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是提升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绩效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