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团结——论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一方面追求普遍主义的"正义",恢复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同时又给予个体足够的关注。哈贝马斯的正义是包容他者的正义,其自身包含了正义的他者——团结。正义与团结构成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双重特性,但这一特性受到了霍内特和后现代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普遍的语用规则不可能真正关涉到主体的真实感受,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包容他者,在哈贝马斯那里正义与团结并没有真正结合。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理路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是继承康德伦理学的传统,在自由个体的基础上,通过交往对话有效性条件的预设确证了现代多元社会的普遍伦理,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立足于此,本文认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不是要通过交往对话来求得共同认可的伦理规范,而是要为一切能达成有效的、正义(公正)的交往对话提供普遍性基础。互主体性确实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但不是它的核心基础;人的绝对自由、个体的自律才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前提。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商谈伦理的普遍性。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论霍克海默对德国观念论的扬弃

1925年以后,霍克海默逐渐摆脱导师科内利乌斯学院派哲学的影响,对德国观念论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与批判。最初,霍克海默站在黑格尔辩证哲学的立场上对康德知识论的二元论与形式主义进行批判;但同时他也发现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一个永恒的本质,它把现实的总体性当作一种精神内在发展的产物并最终导致了绝对性,这造成了黑格尔体系的封闭性并成为一种形而上学。鉴于此,霍克海默又接受了康德"实践理性优先性"观点,但将具体的个体需要、利益、困境作为理论认识的动机和标准,并系统地联结历史与社会现实,用社会历史的反思来追求幸福。由此,霍克海默又超越了康德,否定了康德唯心主义的道德哲学,产生了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想,也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前身。     

道德证明:康德与哈贝马斯

康德的道德证明是现代性道德哲学的最高理论成果。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道德哲学继承了启蒙哲学的理性传统,在现代之后的理论背景下,重新为道德客观性奠定基础。     

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内在轨迹的叙事重构

黑格尔是以“和解”概念为核心的现代性话语传统的开创者,他不仅意识到现代性的内在分裂,而且自觉把“和解”作为理性的目标。然而由于形而上学的重负,黑格尔并未实现其哲学承诺。在他之后哲学进入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现代性的诊断与和解的可能性不再是一个思辨哲学问题,而是历史实践问题。现代性话语的社会理论化以及激进的实践论转向开始于青年黑格尔派,并最终在马克思那里得以确立。“和解”问题既是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也是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重要线索。     

儒家与康德“善”之思想的比较

儒家善的思想是以仁、礼为中心,推崇中和,通过正名、仁义、忠恕、知命的途径来追求中庸至德,使统治者立德而人民安于德,从而使整个社会出现和谐美满的状态的.而康德的善良意志源于理性,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自由是善良意志固有的性质,可以实现意志的自律,即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从而推导出人是目的的道德观.     

通向至善之途——康德的历史目的论探析

康德的历史目的论学说经常遭到研究者们的忽视或误解,然而这一学说对于全面理解康德的历史哲学和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康德克服世界二元论,达到全面理解人是什么的进一步尝试。康德分别考察了历史的自然目的和道德目的,最终揭示出至善乃是历史的最终目的。至善作为一个理想的目标,不是客观的知识,因此只能对它采取道德信仰的态度。这样,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拥有道德信仰的人类在至善理念的引导下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     

信仰与境界:试比较康德与牟宗三对圆善问题的解决

圆善问题是康德与牟宗三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对之的阐述和实现方法却不尽相同。康德将纯德的实现视为一假设,将幸福理解为幸福之境,并最终以上帝来担保德福配称,使圆善的解决指向信仰;而牟宗三将纯德视为一呈现,将幸福理解为幸福之感,以自由无限心开德福一致之机,实是将圆善归约为一种境界。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其价值皆不在于可操作层面,而是在于以不同方式给不同传统下向善的人们以幸福的希望。     

黑格尔论命运与惩罚——早期文本中的康德批判与同一哲学的构想

“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是黑格尔早期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文本.通过对康德法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在这部手稿中提出了同一哲学的最初构想,明确了自己后来哲学发展的根本原则.黑格尔指出,康德的法哲学跟他的道德哲学一样,不是自由的实现,而恰恰是以一种看似合理的方式导致了新的对立和人的自我分裂.受益于荷尔德林关于“判断与存在”的讨论,黑格尔提出了自己不同于康德的正义观和对法的理解.犯罪与惩罚的关系不应该像牛顿力学里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因为这样的法律和惩罚相对于犯法者将永远是一种异己的力量;相反,真正的正义体现为犯法者在命运中与异己力量的和解,这是对源初的统一性的恢复.因此,法律是客观理性的自我实现,而不是对非理性的压制,而这一包容差异和非同一的新的理性观也成为黑格尔成熟时期体系哲学的滥觞.     

论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批判

笛卡儿以自明性为依据为近代哲学确立了主观性原则.康德将这个原则以理性批判的形式加以发展.但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的主观思想流于空洞的形式,错过了认识对象的客观内容,因而必然导致主体性与物自体之间以及"应有"和"现有"之间的绝然分裂,无法真正进入社会政治的现实之中.     

哈贝马斯对罗尔斯事实与价值关系二元论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欧陆哲学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围绕正义问题展开了关于事实与价值、共识与真理关系问题的论战。哈贝马斯反对罗尔斯将事实与价值、正义与真理分离以及认为正义、共识离开真理而自由独立的二元论观点,坚持事实与价值、正义与真理的一元论,体现了他要重建被后现代哲学所消解了的理性信念,以及重建人类理性生活和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努力。     

康德与舍勒伦理学的三大差异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康德是亚里士多德以后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他的伦理学对当代伦理学影响巨大.舍勒的伦理学思想则被看作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对康德的伦理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所以分析对比康德与舍勒的伦理学思想对于我们把握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十分必要.本文从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三个方面对两人的伦理学思想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希望能够促进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有利于我国伦理学的建设.     

论黑格尔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恢复

在哲学史上,除了安瑟伦的证明形式外,还有黑格尔提出的对本体论证明的恢复性改造。黑格尔在肯定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内容上的正确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一证明在形式上的错误,并为恢复这一证明指出了方向。我们认为,黑格尔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恢复就存在于黑格尔自己的整个哲学体系中。     

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观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学界对此争议纷呈、褒贬不一。黑格尔把国家问题置放在“客观精神”的叙事位置,说明国家作为伦理性精神实体不过是家庭、市民社会的自在自为的必然性结果。自由的定在是国家理念之本体,自由意志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获得其本真态与现实化,由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正义的内核。虽然黑格尔的国家观中不乏宣扬王权专制的成分,但透过文本显性语词的表层,个中渗含着民主意识和完政精神．意义深远。     

性别正义与家庭正义的建构——女性主义的政治学与伦理学视野

对性别正义的强调是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中心议题。本文力图探索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对现在中国的妇女权利和利益不受侵犯,以及和谐家庭、家庭正义的建构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当今中国迫切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如何将性别正义的概念整合进女性主义的政治学或女性主义的伦理学的框架内;另一方面,深入分析家庭不和谐的原因和性别正义缺失的根源,以便为构筑和谐家庭和家庭正义提供社会对策。     

社会和解何以可能?——以恢复性正义为视角的分析

恢复性正义的核心是疗治创伤、复原破裂的关系。它倡导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和解思路,不仅强调化解社会成员内心中的怨恨、愤恨或者憎恨,而且强调矫正社会结构中的关系不正义,预防潜在的或潜伏着的社会伤害行为,变革蕴含着结构性暴力与符号暴力的制度安排。在实现恢复性正义的过程中,和平、真相、责任与宽恕是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在这"四要素"得到实现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从社会伤害行为中解放出来,重新构建或恢复相互承认,实现和解。     

善为什么会变成恶——阿多诺对康德启蒙道德的分析及其启示

阿多诺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规律内化的结果。所谓自由就是自律,就是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自由交换。如果康德那里的自由可以被理解为不自由,那么康德那里的道德也可以转变成为不道德。阿多诺把康德与萨德加以对比,从多方面指出了康德与萨德的一致性。而这种外在的一致性背后包含内在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表现在康德和萨德所确立的理性原则都是否定自然的。康德从否定自然中得到道德原则,萨德从否定自然中得到他自己的道德原则,而这两种道德原则完全对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把肉体和精神对立起来,在恐惧我们自身的自然的基础上得到道德规则,那么无论这种道德规则是什么,它都一定会是不道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从人类文明一开始就出现的恐惧自然的文化心理推到极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以及它对待自然的矛盾态度会使任何一种道德走向自己的反面。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从传统的等级社会束缚中获得空前解放,如何将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社会整合便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方案。在康德那里,道德主体基于实践理性的独白式论证能够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哈贝马斯批判继承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其基于交往主体对话式论证制定的行为规范具有合法性,为多元化的社会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思辨与对话之间理解黑格尔和柏拉图的辩证法——基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视阈

通过讲演的方式形成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反映着思想如日中天时期的黑格尔对辩证法的精妙的理解和描述.黑格尔在梳理柏拉图辩证法的过程中,详细考释了柏拉图意义上的辩证法的含义和柏拉图辩证法的两个使命,同时和盘托出其在共相之内消解对立的实质.无论是虚假的世界还是颠倒的世界都只有仰赖历史的证据才能理解,而思想未必就是理解的死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一种冒险的方法,而是一种基于历史和阐释历史的视阈,它是和归纳法、演绎法、现象学方法并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