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

作为魏晋南北朝诗坛的主要体裁的五言诗,因功能不同形成不同的体制.乐府五言在文体上的历时演变及其与同时的徒诗五言的分合关系值得着重论述.五言出于乐府,在魏晋诗坛上分流为乐府与徒诗两体.乐府体五言在脱离音乐之后,一方面在形式上受到徒诗五言藻饰、对仗等修辞技巧的明显影响,内容上也受到徒诗五言主观抒情、哲理化等作风的影响;但作为乐府体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保持其体裁的特点,与汉乐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其中内部衍生的题材系统、叙事文体、"结体散文"的形式等因素,表现出与徒诗五言明显不同的文体特点.     

清末民初的乐府批评

清末民初的乐府诗批评,参与批评的文学家既多,其所批评的内容亦多种多样,应有尽有。其中,以刘载熙之"乐府综合论"、朱庭珍之"乐府作法论"、张山之"乐府诗题材论"、梁启超之"汉魏乐府论"、黄节之"汉魏乐府风笺"最具代表性。而且,其创获之丰硕,特点之鲜明,是绝不亚于清代前、中期之乐府诗批评的。对清末民初这些"乐府批评论"进行归纳与述论,有利于认识与把握清末民初的乐府批评。     

论李贺乐府诗的复与变

李贺以乐府诗闻名,其乐府与先唐乐府有着明显的复变关系,所谓"复"主要指对先唐乐府优良传统的继承和恢复,"变"则指对它的改造与创新,这集中体现在其诗歌题材的处理、诗旨的提炼、词采的熔铸、意境的创造上,这是他乐府诗取得突出成就的关键。     

元代诗人的乐府观与乐府批评

元代是一个乐府诗创作非常繁荣发达的时代,顾嗣立《元诗选》所收340家元代诗人半数以上有乐府创作,同时元代的乐府批评也相当丰富,既有"题解类批评",也有"专论类批评",且各具特色。除左克明《乐府集》"题解类批评"、杨维桢于"古乐府"所持种种认识外,方回、黄景昌、吴莱、胡翰、虞集、孟昉、赵德、李孝光、周巽等人,则为其中之佼佼者。方回的乐府诗创作与乐府观、黄景昌的"古今乐府体"论、吴莱对《乐府诗集》的批评、李孝光的"古乐府"认识观、周巽的拟古乐府的创作与认识等,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对乐府批评进行关照,他们崇尚商周雅乐,揭示出在蒙元文化背景下的各自不同乐府观与批评个性,他们乐府观的核心是尊宗汉魏乐府。     

论李白的乐府咏史诗

李白的部分乐府咏史诗,虽然在表面上具有与南朝相似的题材女性化、趋同化特征,却蕴涵有女性生命关怀意识;而其他大部分作品则全面恢复汉魏兴寄传统,扭转了南朝、初唐时期比较孱弱单一的格局,拓展了乐府咏史的题材,标志着盛唐乐府咏史进入了一个广阔天地。同时,其乐府咏史诗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多为旧题,但能恰当地处理复古与革新的关系,表现出独有的艺术特征。此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李白诗歌的认识。     

“张王乐府”与宋诗

本文从宋人诗论对“张王乐府”的推尊,对其艺术特征的总结和归纳,“张王乐府”的题材特点对宋人开拓诗歌题材内容的启发,以及“张王乐府”的体制形式和艺术风尚对“宋调”中一种范式的巨大影响等诸方面,探讨了“张王乐府”与宋诗之间密切的承传关系,初步说明“张王乐府”何以会对宋人诗论和诗歌创作产生如此影响的原因     

试论闻一多的乐府观念

闻一多乐府观念主要体现在《乐府诗笺》和未刊稿《乐府叙论》中,具体表现为重视乐府古辞的文本示范价值、主张乐府诗以入乐为正格、强调乐府诗作情感以及艺术表现以及重视六朝乐府相关文献的价值四个方面。在民国时期的乐府研究中,闻一多的乐府观独树一帜,并对建国后的乐府诗选编著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感乐忧时，呼“中和之响”

<文心雕龙·乐府>界定乐府是一种"诗"声"同构的独特文体,同时将乐府纳入<诗>的系统,强调"诗"(即歌辞)在乐府创作中的主体性;且赋予乐府正统的伦理功用,在阐述乐府雅俗嬗变中体现了刘勰强烈的感乐忧时意识和以文救世的理想.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徽宗与宋代宫词创作

宫词类乐府是唐后乐府诗中新题乐府之一类。宋代的宫词创作,以大型连章体组诗最具代表性,其中,又尤以宋徽宗《宫词三百首》引人注目。宋代的宫词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反映帝王生活为主体,二是以宫中女性为描写重点,三是借对历史题材之"述古"以进行"风讽"。三类宫词,不仅各具个性与风采,而且影响深远。此外,宋代宫词还可入乐而唱,这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传"的情况下,实属乐府诗史上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