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向度

厘清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问题是建构中国现代伦理的关键.在这篇论文中,笔者拟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立足于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比较分析,从传统伦理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角度来思考和阐释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向度问题,以期对我国转型期的伦理建设提供-点有益的帮助和借鉴.     

论犯罪新闻传播的伦理向度

犯罪新闻的娱乐化昭示着新闻自由权的滥用,理性检视犯罪报道的伦理风向是传媒生态重构所无法规避的问题。无论犯罪新闻偏向事实议题还是价值议题,当错设“报复合理”的逻辑时,犯罪便有被降格为道义过错的危险。犯罪新闻报道无可厚非,但受众需要的是足够审慎的传播。犯罪新闻的价值本位在于引导公众理性承受与防控犯罪,既不能否认传媒对犯罪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宜无限放大两者的相关性。犯罪新闻报道犹如一把双刃剑,其传播功能的良窳最终取决于媒介自律与伦理转向。     

论“法轮功”的教主崇拜

为了对信众进行思想控制、组织控制、行为控制以便实现疯狂敛财及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法轮功”极力搞教主崇拜。它通过编造所谓“法轮大法”、神化李洪志、组织“学法”活动及编造“奇迹”等手法确立了李洪志的教主地位。李洪志的教主地位的确立 ,使一些“法轮功”练习者在政治上、思想上甚至人身安全及经济上都遭受了严重的危害和损失     

论和谐社会公民身份的伦理向度

公民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情势下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和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企业公民——企业伦理,生态公民——生态伦理,网络公民——网络伦理作为公民身份与公民伦理可能的三个重要面向,其认同、建构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涉到公民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转。尚在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基于自身独特的处境及语境,在培育和发展具有生态文明精神的公民文化和公民伦理的努力中,使其自身不断得到确证、发展和成熟,最终达至社会生态的整体和谐。     

《论语》之“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

孔子之＂德＂在其＂政＂面前,是方法而不是基础,＂德＂以＂政＂为取向和目标,＂为政以德＂不是政治伦理而是伦理政治。因此,对于《论语》中的政治与道德,我们不能从道德的视角去观察政治,而要从政治的视角去观察道德才符合孔子的思想逻辑。具体到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仁＂,我们可以说＂仁＂的思想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基础,而不能由此推论说＂仁＂的思想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基础。     

论商法的伦理之维

伦理与法律实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和伦理的调节和规范。商法从中世纪商人法到近代商法再到现代商法的演变过程依赖于伦理道德的引导,这些因素都凸显出商法的伦理基础。商法的伦理性特质不仅体现为商人群体自主创造和发展的、彰显商人精神的商事习惯,还存在于商法精神实质之所在的商法基本原则和充分展现商法人性关怀的商法规范等商事制度方面。商法需要技术性规范和伦理性规范的共同支撑。从伦理视角看待商法是为了平衡和改变当前我国商法体系过于注重技术性属性而忽视了商法伦理属性的现状,因此,创新我国的商法制度,必须注重伦理因素的考量:一方面,确立体现商人伦理精神的商事习惯的商法法源地位,将仅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商事习惯吸收入法,在立法上承认商事习惯的法律效力,在司法上承认商事习惯可作为裁判依据。另一方面,把依赖工具理性设计出的商法制度建立在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将伦理精神贯彻到商法规则的设计中,不仅应检视现有的商法规范是否体现了伦理精神的要求,还应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体现时代精神需求的商事伦理文化。     

历史、人性与危机的“超克”:新时期以来瘟疫题材小说的伦理向度

瘟疫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灾难性事件,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及价值选择。体现在相关题材的书写传统之中,即表现为中西方伦理背景下人类在面对生存困境时的道德与情感旨归。而当其作为文学资源延续至新时期以来瘟疫题材小说的创作中时,又主要表现为作家于人道主义伦理关怀下,通过城乡价值分野抒发的对人性善恶的道德拷问。此外,作为新的现实危机的文学投射,瘟疫书写中人与自我生存意识以及整体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被纳入作家的伦理叙事之中。二者以悖反的入思方式呈现于文本内部,共同昭示了瘟疫题材小说敞开新的伦理意义空间的可能性。     

儒家伦理与中国当前民营企业的关系治理

论文分析了传统儒家伦理的关系主义思想,指出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内部存在着浓厚的关系治理现象,提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与技术含量的提高,民营企业应该把关系治理和企业制度有机的结合起来,建立现代家族企业制度。     

美善的悖论:西方文论中的审美与伦理

在西方文学观念变迁的历史视域中,审美与伦理之间的僭越、对抗与融合,书写了文学中持久的美善悖论。西方文论中审美与伦理关系的观念演变,经历了从文学审美的伦理化、文学审美的去伦理化到文学审美与伦理的悖论式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构建了审美与伦理之间的张力关系,形成了文学场域中的美善悖论。这样的悖论关系使文学褪去"至善"或"纯审美"的神圣光环,重新回归一般文化生产领域,寻求二者的悖论式融合。当代西方文论的伦理转向和新审美研究共同突破了"普遍性"和"个体性"价值矛盾的僵局,在彼此之间架起了对话和反思的桥梁。     

论张载哲学中“气”的伦理意蕴

张载论“气”,正所谓“立标以明道”,在宋明儒家经典诠释及义理建构中堪称典范。“气”不仅具有一般宇宙本体的形上意义,而且包括个体人格的塑造、伦理秩序的生成以及万物生生的伦理本体形态,并通过逻辑的方式推衍形成系统的义理结构。“气”扩充、流行于天人之际所体现的自然属性与人文特质,以德性、伦理及秩序等方式在宇宙论的视野中肯定人、人性以及人道。于此,展开一个“生生”的伦理世界,又蕴蓄追寻至善的理想境界。     

论“代理母亲”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给不孕患者带来了福音,但也引发了新形式的代理母亲的问题。在国外,以合同形式为约定的代孕案例很多,且呈商业化倾向。尽管这种代理制度被合约条款所约束,但仍面临着诸多伦理和法律问题。我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在伦理层面,代孕有可能对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她们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在法律层面,涉及代理母亲的身份、代理合同的执行、亲子关系的认定等问题。此外,代理母亲还涉及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的法律问题。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为我而存在”关系

马克思＂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价值关系的本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中,＂为我＂之＂我＂就是人民群众和代表她们的党和政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为我＂而存在的,如果不能＂为我＂,就不能形成这层价值关系。只有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属性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才能建立。     

论“苦役踏车”蜕变的客观必然性——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嬗变及GDP崇拜的反思

GDP崇拜不仅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更通过笼罩在其阴影之下并作为其实现形式的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基本模式的"苦役踏车",造成了当今世界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类中心主义内在地分为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两个范畴,在人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正在逐步实现向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嬗变。这种嬗变必然导致以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工业文明向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生态文明转变,必然导致工业文明的发展观GDP崇拜向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观转变。而GDP崇拜的实现形式——"苦役踏车",也必将蜕变为符合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的可持续的、多样化的、生态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及消费方式。     

从道德发生机理的视角透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支点

道德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建立在人自身交往经验基础上的一种理性,它存在于人与人结成的一定关系的社会之中。传统道德理论所坚持的道德的主体应该并且只能是人类自身的观点,伴随着自然、人类社会和伦理认识的演进而趋于泛化,然而道德主体领域是有限度的。生态环境与理想状态的日益悖反,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以往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以期找到和谐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支点。人与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殊异性决定道德不能简单地外推到自然界,所以,和谐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支点不是道德直接演绎,而是人类对自然界理性开发的状态。     

无序和虚空:后现代伦理存在的破碎

后现代伦理存在从主体性虚空到社会的道德虚空,无一不表现着破碎的样子,建立在封建纲常基础上的旧有伦理秩序被废弃、符合新时期社会期望的伦理存在方式还没有成熟。伦理主体存在着,却以没有主体的方式存在,存在以身体的呈现模式承载着自我和社会的破碎状态,以渴望和探索的姿态正在生成,主体理性也在不断的反思和对话中,拯救着迅速蔓延的虚空。     

从还原到生成:经济与伦理关系研究的认识论探讨

当前,理论界在探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还原式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理论缺陷,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种新的即生成论的认识方法时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论东方德行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的结合——人性和理性结合的道德正当性:权利与德行的相互印证

本文从对中国传统的德行本体伦理和现代西方的权利伦理的比较研究中 ,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促成东西方伦理的沟通、结合与融合以建立“全球伦理”的问题。文章认为 ,道德与伦理是生活统一性的两个层面 ,即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现代权利伦理始于谈论自然权利 ,终地谈论所有权利包括人权和动物权的扩展 ,它是解析的、微观的。而中国传统的德行伦理要求对于道的理解 ,是综合的、全盘性的 ,德行本体伦理和权利伦理的结合将采用以下形式 :在德行本体伦理的基础上 ,把权利伦理作为一个必要的条件及对发展德行的保护。两者的结合需要将义务和实利结合起来考量。这一结合是对未来的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结合。它是否成功 ,会在实践中决定人们如何能勇于面对自己及在一个全球化新世界中过一种真实的有意义生活的命运     

“兼爱”与“功利”下的家庭伦理何以存在——墨子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

从墨子思想的整体看,“兼爱”、“功利”的主张与家庭伦理之间确乎存在诸多差异,致使其被孟子直接斥为“无父”。但实际上,墨子吸收了儒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人伦思想,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沿袭了儒家“家国同构”的路子。同时,墨子把“兼爱”、“功利”作为家庭伦理的思想基础,力图消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使之相融合,从而完成了墨家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这就为古代家庭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国家庭伦理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篇章。     

后资本主义还是“后伦理”:价值危机的现代性线索

"后伦理"或"礼崩乐坏"是对普遍化的价值虚无和行为失范的社会症候的直观描述。但这一描述并不足以揭示现代性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伦理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启蒙运动以来新旧伦理体系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相互融合与妥协的进程,因此并不存在某个"终结"传统价值秩序的历史"拐点"。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持续突破传统社会的道德和秩序的个体化理性,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伴生物,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故而停留于伦理现象的批判并不能"击中"危机的历史机制。事实上,停留于伦理维度的反思在当代所生成的犬儒主义趋势,再一次证明,只有再次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反思的当代路径,才能为个体的真正自由寻找到公共的基础,同时为公共理性与福祉的实现找到个体的自觉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