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分析及对策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起因复杂,种类多样;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大量参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传播等。为使群体性事件能标本兼治,应采取以下对策：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多元利益表达、沟通和民主协商机制;提高对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构建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等。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及对策探究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呈现,有些往往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形式出现,正确认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而采取有效措施来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功能——读《社会冲突的功能》

农村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运用社会冲突的功能理论来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正功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界定,根据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理论,从四个方面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更加全面认识农村群体性事件。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应对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其中一些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新诱因。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探讨有效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思路,是当前摆在各级政府及广大环保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利益保障视野下“群体性事件”的法治进路

当前,我国社会逐步形成了由多元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客体、多元利益意识与多元利益追求有机构成的多元化利益格局,该格局中各种利益交织共生,彼此制约影响,甚至产生矛盾冲突。由于解决利益矛盾的理念与制度缺失,多种利益矛盾的激化风险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有效防控群体性事件的根基在于理清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公民集体行动这三个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现实机理与逻辑关系,从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演进过程与症结所在,进而为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找到法治思维进路,即以利益保障为要旨,将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公民集体行动纳入法治轨道,把法治作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现代制度的秩序保障与支撑,赋予法治以确保利益的有效保障与公正分配的重要使命,通过法治精神的引领与法治秩序的规范,促进三个要素的法治脱胎于有机协调,构建法治关怀下的和谐利益关系,最终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控。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以DH事件为核心案例及其延伸分析

关注情感的机制是理解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视角。通过对DH事件的分析及延伸性讨论,本文指出,因表达不畅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及民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感成为主导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制。而情感之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性支撑主要表现为情感宣泄和情感管理,前者是针对权力外围和边缘地带的发泄,后者更为常态地支配群体性事件的过程,而情感表演则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形构出与既有社会运动之情感管理不同的特色。形塑这一特色的是宏观非对称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它决定了当下的群体性事件不太可能转变为常态化的社会运动,只能是沿着传统与现代错综交织的轨道间歇性发作,以作为弱势群体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回应。     

群体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法理检省与重建

依意识形态观念去看待并处理群体性事件,会基于对参与者忠诚性的排斥而将群体性事件定位于先在的恶,并试图在实践中消除群体性的权益诉求方式。现代多元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乃社会常态,应在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指引下和法治国家的框架内,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式的转换。主体间性是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思维进路,坚持处理者与参与者平等原则,重在改进政府工作并深化与公众的理性沟通。群体性利益诉求乃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核心,应通过认真对待权利及回应型处理具体事件等化解和保障群体性利益诉求,以达发挥群体性事件外部正效应之目标,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实现。     

社会治理中的舆情偏向与法理公正

在利益格局调整的转型期中国,客观矛盾激化,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客观矛盾在新媒体环境下带来网络舆情的空前活跃。不可否认,网络舆情在社会治理方面能起到监督公权力、下情上达等作用,然而舆情的民粹主义偏向也使社会治理面临更加棘手的舆论压力。如何借助法理公正来纠正舆情偏向,是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     

宪政视野下的利益表达机制建设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建设一套比较完善的、能够容纳各种不同声音的利益表达机制,不仅可以有序地释放社会结构中的不稳定因素,而且可以凝聚社会智慧,推动社会发展.从宪政的角度来看,就是建立健全有于各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公平地表达利益要求的宪政制度.制度建设的目标,一是形成多元、畅通的现代利益表达渠道体系,二是形成具有较高组织化、专业化水平的现代利益表达结构,推动传统表达结构向现代表达结构转变.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认知机制分析

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作为现代社会结构的衍生物和反应物,不满与怨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和情感的基调,在对待具有某类特征事件时具有被泛化的情感记忆。情感是社会的多棱角,从中折射社会事实,聚焦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就是由特定的刺激类型被还原为不公、腐败等原型后所激活的各种思维、情感认知和行为模式。对群体性事件的情感认知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及时疏导不满情绪,引导良性的社会情感认知。     

规则与权变: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中的政府责任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是因利益问题引起的,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快速社会转型导致的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使无规则的利益博弈不断挑战社会的利益均衡而引起的.作为转型时期的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着管理模式的转变,同样存在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的窘境,同时由于作为利益主体参加利益博弈,行为也易变得无序和权变.这种情况使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成为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在于进行制度建设以减少无序、失范和权变情况的发生.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控制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的特征表现为,发生的数量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负面影响有不断恶化的态势、性质大多属于利益型.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断裂增大社会的张力和价值冲突;阶层分化加大相对剥夺感和分配不公感;人们需求增长与需求满足滞后之间的矛盾;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体制洞"现象弱化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机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控制机制主要为预防、预警和构建高效合理的社会控制体系.     

利益诉求应对策略决定公众采取何种诉求方式——两个案例对比分析与启示

在大型工程兴建过程中,工程建设单位、基层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情绪型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个案调查与对比研究表明,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和积极的应对策略能促使公众选择理智型诉求方式,这对化解社会矛盾、避免群体性事件和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

2010年,中国围绕劳动关系冲突的罢工、停工等群体性事件频发,并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罢工主体;二是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三是组织化程度较高;四是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五是事态容易扩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没得到劳动关系平衡机制的有效保障、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长是引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要预防和化解劳资群体性事件：一是要建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二是要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三是要建立合理的职工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四是要建立运转高效的工会组织。     

新媒介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成因新探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规模和影响都在增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6年超过9万起……社科院2013年《社会蓝皮书》: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群体性事件变成当前最热门的话题——官方重视,学界研究,媒介关注,公众热议。本文在传播学视域探讨什么是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发生群体性事件以及如何解决群体性事件。     

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机制及其防治--基于社会工作组织参与的视角

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并对公共秩序、公私财产安全及人身安全产生了巨大危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遵循着典型邻避情结及情绪感染的个体社会心理机制和群体心理动员方式。构筑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嵌入参与的治理机制有助于缓解邻避心理压力、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即在公民环境抗争中将“身体的感受性”这种基于身体或心理焦虑的主观判断让位于专家型的专业参与，让社会工作组织在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充当消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支撑力量，并确保在公共决策前开放民意沟通渠道，构建保障社会工作组织有效参与决策的政治吸纳机制。     

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进路——从法治秩序到法治文化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传统性与现代性在价值领域持续对立冲突,而这种价值冲突也传递至社会制度领域,造成了现代性制度完整性的缺失与功能的弱化.社会制度定位摇摆与功能弱化,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构架的畸形发展,群体性事件由此产生.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法治秩序,而确保法治秩序有效性的思想、价值前提就在于法治文化的弘扬.弘扬法治文化为现代性价值的凝聚与成长创造了可能,也决定了法治秩序的自然生成,从而为法治秩序提供内在的价值支撑,进而实现法治秩序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传播及其引导

近年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一些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群体舆论的行为表达,是广大农民通过肢体语言宣泄来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由于少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现代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依然用强制手段来处理基层社会矛盾,致使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的矛头越来越向基层政府集中。群体舆论的传播有其固有的规律,基层政府只有尊重和服从客观规律,把握农民的社会心理,才能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     

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的特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类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促使制度创新,创造群体性事件软着陆的有效机制,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群体性事件中非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心态

笔者最近参与"浙江省社会稳定与群体性事件调查"课题,结果发现影响浙江省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有:拆迁安置、基层选举、环境污染、外来人口、民间融资、宗族势力、宗教团体以及自然灾害等八个方面.调查过程中,我们关注群体性事件本身发生的经过、处置的方式、平息的结果,以及与事件直接当事方的"事后应激心态",更重要的是,我们关注当时现场"旁观者"的看客心态,当地一般民众的心理反应,以及通过网络检索的方法检讨作为非利益相关群体的网民的反应等.我们意识到,群体性事件中的直接利益方(Primary Stakeholder)在事件发生后往往逐渐"被边缘化",而那些非利益相关群体倒逐渐演变成为事件的核心,譬如那些对事件本身"感同身受"的人、同情的人、富有正义感的人、对社会不满的人、网民,还有的就是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直接参与并挑起打、砸、抢、烧等极端行为,不但改变了事件发生的性质,而且还直接导致地方性的社会不稳定,在国内外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