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与规训——福柯的双重控制论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是靠法制与规训双重控制的社会。福柯在其权力理论的基础上从“非中心化”的视角和权力运作的过程来探讨法制与规训理论的运转机制和实现手段。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的控制是法制与规训相互配合,并且侧重于规训;规训是从监狱的管制扩展到了整个社会;规训是一种“生命权力”其目标在于对个人身体的控制,规训是一种全方位的民主化的政治技术。     

“污秽”与道德秩序 评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

一、污秽何以成为"问题"人行动的可能及其限度是现代社会科学面对的重要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浮现恰恰意味着人世道德系统的溃散与神圣之物遭遇亵渎的危机,是非曲直难以言说,行动无所适从。道德哲学可以为之说教,社会科学则力图在人的实践中发现并彰显有真实效力和作为事实的"道德",以约束"失范"的政治—经济世界,确保现代人作为道德人的自我持存(self-preservation)(涂尔干,[1893]2005:5)。     

二维视野下的社会理论--哈贝马斯论现代性与宗教

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将现代社会理解为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合理化、理智化的过程,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解魅 (Entzauberung)”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解除宗教魔咒的时代。所谓“解魅”就是整个社会走出宗教的控制,生活在一个理性主义的世界,在生活世界实现世俗化。理性对现代社会的意义首先表现为理性的觉醒和伸张,导     

追寻神圣社会:纪念爱弥尔·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

本文试图从涂尔干所揭示的失范之现代性内在根源入手,详细剖解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表现为绝对国家意志的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以此来表明涂尔干的核心思想任务,是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要件之间,重新搭建起多重的连结纽带,使人重新回到具体的社会之中,使政治重新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之中。为了全面揭示群体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涂尔干分别从法团、国家、财产、契约四个规范性范畴出发,对社会的性质做了历史论证。不仅如此,涂尔干在其宗教研究中,还从本体论、实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四个方面对社会存在做了证明。最后,本文还表明,涂尔干对教育核心议题的讨论,是试图解决道德的凝聚,乃至文明内在精神的传承等问题。本文希望以此来纪念这位思想的集大成者逝世一百周年。     

涂尔干:道德本原与现代潮流——以自杀类型为线索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涂尔干的《自杀论》并不是一部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实证性结论的“科学”著作,在《自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有着关于现代社会的完整的病理学分析。本文尝试从自杀类型入手,联系涂尔干有关道德教育与原始宗教的著作,揭示涂尔干有关人性与社会之健康道德本原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从文明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涂尔干关于法国中等教育史以及政治和法律史的讨论,深入发掘涂尔干对西欧现代社会之源起和演进的思考。在涂尔干看来,正是现代社会潮流的极端化发展,导致社会的种种危机与病态。要克服现代社会的这一危险倾向,必须回到历史来考察现代潮流的源起和演进,才能在变化的现实条件下接续传统,重建人心和道德秩序。     

舆论支配与三重社会图景：涂尔干对卢梭社会学说的再造

舆论支配既是卢梭阐释社会状态的关键，也是涂尔干分析社会事实的重要参照物。借助舆论议题，涂尔干在改造自身解释系统的同时再造了卢梭的社会学说。卢梭认为，舆论是社会堕落的根源，需经由立法者的引导才能变成政治创制的基石。在早期的社会形态学路径中，涂尔干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了舆论、法律与社会类型的关系，在否定卢梭人性基点的同时强调了社会对人性的提升作用。为摆脱“决定论”色彩，涂尔干在与塔尔德的论战中为舆论机制纳入个体同意的条件，使社会成为符合个体本性的自然约束。在集体表象视角下，涂尔干彻底倒置了卢梭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等级序列，将社会从“压制本性”的人性枷锁修正为“提升本性”的文明基石。     

社会的制造与集体表象

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思想中的社会概念尤其是集体表象理论的解读,深入剖析现代社会自我证成上的困境。涂尔干一方面继承了契约论传统对社会的人为制造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又反对该传统将社会还原为个体之间约定行为的结果。集体表象理论针对的正是这一理论困境。涂尔干认为,集会或集体欢腾之际所产生的集体表象犹如化合作用,不能还原为个体的约定或契约,它是社会的产物,优先于个体。它不仅表达了个体对社会的情感,而且在定期的社会再造中创造这一情感。图腾标记对集体表象的具体化,既构成了个体认识社会的中介,又成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依凭。涂尔干反对将法国大革命诠释为个体意志主导的结果,而试图通过集体表象将其诠释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体现并强调社会之于个体的优先性。集体表象的神圣性既不依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彼岸化的上帝,也不是个体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性的,来自于社会的自我生产和再造。     

韦伯论技术政治及政治的实质

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之一,韦伯从"知识宰制"(学术为业)、"心性结构"(新教伦理)以及"技术政治"(支配社会学的类型重建)等三个维度为"未竟的现代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技术政治作为合法性论证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理论进路体现在韦伯学说的各个角落.当代社会,政治科学使得政治的实质日益被中立化的知识和科学的话语外观所遮蔽,韦伯关于技术政治的论述不仅将这种外观以类型学的方式重新表述出来,而且引导我们对技术政治中政治的实质加以反思与追问.     

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社会工作价值取向的反思与重构 ——来自福柯的启示

理论与实务的分裂状态让社会工作者容易忽略社会结构与个体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使社会工作在实践中显现出"安抚型"的价值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在后结构主义视野下,个体价值是多元的,而非臣服于总体社会结构.福柯以其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和自我技术(生存美学)解构了现代社会的各种"权力",这对实现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有机融合、重构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现代化”——西德社会学家乔内斯·贝格尔在沪作学术报告

应上海市社会学学会等单位的邀请,西德贝格费尔德大学社会学教授贝格尔于1981年11月10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作了题为《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现代化”》的学术报告,主讲了现代社会理论及马克思、斯宾塞、涂尔干、韦伯等几个主要社会学奠基人的理论。他认为在这几个人的社会学理论背景中存在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即都贯穿着“分化”(Differentiation)的概念,但对于这一概念的内容却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贝格尔着重解释了这一概念及     

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的东亚际遇

涂尔干在社会团结论中试图通过对两种不同社会联结类型的界定，揭示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轨迹。面对现代社会的失范状态，涂尔干主张重建职业共同体并以职业共同体的道德约束代替传统道德，在个体间、个体与社会间重系断裂的社会团结纽带。然而涂氏社会团结理论在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之间的过渡阶段、职业共同体特征等方面缺乏准确概括，对非西方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殊性方面估计不足，从而使其在东亚社会存在较为明显的理论缝隙。具体到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中日为代表的东亚社会虽然存在着不同体制，但其企业内部传统的机械团结模式非但没有走向衰败，相反却呈现出愈加强盛的发展趋向。社会团结理论在东亚的际遇充分展现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复杂互动过程，足以引发研究者的深度省思。     

经典三大传统社会分层观比较——以“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得到”为分析视角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作为经典社会学的三大传统提供了三种基本的社会分层理论观：＂阶级分层论＂、＂阶层分层论＂和＂分工分层论＂。本文拟以社会分层理论的中心问题——＂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为分析视角来探讨和展现三位经典大师是如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当下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探讨了经典大师的理论方案对中国社会迈向更为公正合理的社会分层观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论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实践超越——对《学术与政治》的社会伦理解读

学术界传统上将以＂天职观＂为主要内容的新教伦理作为马克思.韦伯社会伦理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新教伦理之于韦伯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通过对《学术与政治》一书的解读,展现了韦伯社会伦理对抽象层面的新教伦理的现代实践性超越,在个人领域,韦伯的职业伦理坚持学术的＂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在公共领域,韦伯的政治伦理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政治激情的精神。     

市民社会与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的再发现本文的目的在于重新提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我们认为,一个恰当的市民社会概念能够解决当代的社会分析及社会运动所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而言之,这一概念还能说明使民主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计划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当代社会运动在坚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的一些基本方面的同时,以不同方式接受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国家-经济三重构架。这些运动还综合了自由主义者们关于个人权利的观点,黑格尔、托克维尔等人关于社会的复合性的观点,涂尔干关于社会团结要素的观点,以及哈贝马斯和阿伦德关于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的观点。我们试图论证,与这些运动和观点相关的现代市民社会概念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组织与制度的嵌入性及其自然演化——论《教育思想的演进》对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的启示

<教育思想的演进>是涂尔干在巴黎大学开设的"法国中等教育史"课程的讲稿.在这部讲稿中,涂尔干对长达十几个世纪的教育观念与制度的演变进行了考察.而这种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考察,是紧紧地扣住具体的教育组织与制度(即现代意义之学校组织与制度的诞生与演变)进行的.     

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类型学”是他对自杀研究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展开的广泛解释和论述,是和其著作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文检视了这个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这种分析也表明,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是他继《社会分工论》之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另外,涂尔干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自杀潮”的独特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因此,《自杀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当前我国社会失范的类型分析

“失范”（ａｎｏｍｉｅ）是由法国社会学家Ｅ·涂尔干最早提出的 ,其字面上的意思是“缺少规范” ,但涂尔干所指的主要是一种对个人的欲望和行为的调节缺少规范、制度化程度差而丧失整合的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他认为失范是病态的 ,是外在的和约束性的道德控制的离散。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社会学家Ｒ·Ｋ·默顿进一步发展了失范理论 ,他把失范看成是“规范的缺席” ,即人们对现存的社会规范缺乏广泛的认同 ,从而使社会规范丧失了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威和效力。他认为 ,社会失范是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不平衡。简而言之 ,当人们能够用社会所…     

制度与社会发展

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社会秩序成了“瓶颈需求”,因此,制度作为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之一,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来说尤其重要。制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制度是社会结构存在和变迁的重要条件,技术和文化在社会结构存在和变迁中的作用,最终要借助于制度以及制度的变迁;制度是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机制,在社会发展中,任何重要的社会发展理想(目标)或理念,只有得到制度上的体现,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路径;制度又是社会发展的整合机制,制度可以保障社会合力的形成以及社会合作的实现。